或许我们都低估了一辈子的时间能干成的事……
读完《野鸭》，我读了易卜生先生在中国最有名的戏剧《玩偶之家》。
没听说过“玩偶之家”这四个字的人，却很可能听说过“娜拉出走”。
“娜拉出走”是《玩偶之家》这部戏剧最后一幕的最终情节。
《玩偶之家》的核心情节：
一位在丈夫面前始终戴着如洋娃娃般乖巧、可爱、顽皮面具的妻子娜拉，在看清了丈夫的真面目后，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
这在2023年的人们看来，这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然而这部戏剧完成的时间是1879年！
就连鲁迅先生也在1923年，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鲁迅先生是这样推想娜拉走后的情节的：
“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堕落，即沦为风尘女子；回来，即继续依附丈夫扮演丈夫的好洋娃娃。还有第三条路，即死亡。
今天的我们或许对此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女性的生存状况早已与100年前天差地别。
但在一百多年前的父权制下，女性哪怕是精神觉醒或独立了，在行动上也几乎难以有作为。这才是娜拉很可能会以悲剧收场的根源。
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本书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
我想，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任何一种令我们感到舒适的社会环境都不是天然存在的。是无数优秀、伟大的人奉献了自己一辈子的精力、学识和勇气为我们争取、乃至斗争来的。
那么我们在感恩的基础上，更需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去继续创造更舒适的生存环境。
这当然是一句空话。
首先，到底什么样的环境是更舒适的生存环境呢？
对于100多年前的男性而言，现状是令他们舒适的。是女性，因社会制度的不公而备受煎熬。
当社会结构转变，男女严重不对等的情形有所改善，女性的环境稍稍舒适了，曾经独享权利的男性必然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和挑战，他们是不会乐意的。
所以，既然每个人、每一种群体、每一个民族所追求的舒适环境都不同，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到底以谁的舒适为基准呢？
再来，“我只想解决’我的（没钱）问题’”大概是一种普遍的想法吧？
高中毕业以前，我们的世界是以“书”“试卷”“分数”为核心的。
我们要做的是——过独木桥。也就是，以“自己的胜利”为目标。
低头赶路，乃至这条路的每一个脚印都被画好了，无需抬头仰望、无需左顾右盼、也无需登高远眺，只需要照着走。
这个过程里，心中是很难有“他人”的。
成年了，一路被如斯教育的我们，能明白“自由”与“独立”是什么意思吗？
别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自己是不明白的。
“我要学能找到好工作的专业。”
“我要找能挣钱的工作。”
“我要搞钱养家、吃喝玩乐、买买买”
“有钱了，就都能解决。”
……
眼里没有光，只有钱。
钱在表面上确实能让人逃过所有制度上的不公。哪怕是在父权制和男权制下，贵族小姐和有钱人家的女儿也是可以睥睨众生的。
我们不想改变社会结构，我们只想“成为权贵阶级”。这看似无害的举动，实则是在加固现有的社会结构的不公。
最后，我能做的到底是什么？
我有很多偶像，他们无一不是大丈夫心行，啃最难的骨头为人类谋福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向他们学习，是唯一的方法。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范文正公。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的曾文正公。
“我请求法院判定性别不足以成为评判标准”的金斯伯格大法官。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这是一个即便努力了也不一定会得到回报的社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努力了也没得到回报、想努力却努力不了的人。’努力就有回报’这种想法本身，得益于你们周围的环境，而非你们努力的结果。”的上野千鹤子教授。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我的专业是日语。爱好是看书。
通过这两样，我到底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这才是我余生要上下求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