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江街巷》1:众人熙熙 如登春台
【此文（作于2008年）为本人所作《锦江街巷》书序（独立撰文的非署名文章）】
曾读过戴望舒的《雨巷》，那位1905年出生在浙江杭县的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
成都，雨多是在夜里“润物细无声”（唐·杜甫《春夜喜雨》）地下着，那巷子也是悠长悠长的，过去古巷的老成都人也是撑着油纸伞，但却少了些彷徨与寂寥，多了些激情和信仰。在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那纵横交错如迷宫一样的街巷里，穿越而过的是2500年的时空，在看不透的烟雨朦胧那断断续续的历史痕迹里，青石板路上，脚步声，隐隐约约，一声，两声……从西面，从南面，从北面，汇聚而来，直至唐时的“首街”——东大街，向着一条出东门远航千里的通衢大道，合江而汇的水岸码头，熙攘而去，帆影绰绰……
在这些多雨的街巷里或步履匆匆或款款而行的成都人，有着与异乡人不一样的性格，他们有着既淡定从容又执拗倔强，既散漫闲适又达观睿智的川西古都性格。这独特的性格，一如那雨中街巷，悠长井然，曲直互现，走进去，不是迷宫，不会迷途，它是情感的，理性的；它又胜似迷宫，亟待后来人去探求和发现。
成都的第一个街名始见于晋人常璩《华阳国志》：“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到清末，成都城内有大小街道约500余条。在这漫漫历史长河中，出现和消失的街、巷、里、坊、道、路，这每一条街巷都有着其特有的历史、人文和渊源。
走出这些迷离而理性的街巷，回望我们生活其中的千年古都，你会发现她那“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古籍《太平寰宇记》）的甘苦和幸运：当一些游牧部落开始从成都平原周边高阜丘陵逐渐向平原水洼地区迁移而来时，他们可曾想到这跨越了数十个世纪的沧桑嬗变，造就了华夏城市文明史上唯一的，历朝历代城名和位置亘古未变的名城古都。
翻阅《成都城市史》，我们仿佛走进远古：约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700年，成都平原的城市起源，标志性的宝墩城古城群成其为代表。夏代前后，王公贵戚的权力构架和芸芸众生的繁衍生息，将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地的族群蚕丛、柏灌、鱼凫等“三代蜀王”，从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地区，辗转迁徙到成都平原。城市之初，筑街巷而聚合，并被不断拓展、延伸，伊始“一年而所居成聚”。
远古蚕丛、柏灌、鱼凫等“三代蜀王”始建城池，至五代时期“前蜀”王建称帝修筑“皇城”，再至清蜀王府旧址矗立贡院、致公堂、明远楼，始有筑于明蜀王府萧墙之东垣的“西顺城街”（后改为“下西顺城街”）之名。
约在公元前1800年，成为成都平原青铜时代代表的三星堆，其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的表征即是城市、青铜器、大型礼仪建筑。早期的成都，形成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晚于三星堆，却也具有相当规模，与三星堆和华北商周城市烔然有异，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因地形地貌而形成“一无城墙，二不成矩形”。城市聚合初始，在今成都市区的西部，金沙村和十二桥的核心部分，即为当时的大型都市，古蜀文明催生成都“二年成邑”。
商周时期先民们用陶范铸造青铜器的技术，以及后来发明的金、银错工艺和鎏金鎏银技术，成就了成都手工制铜业的最高水准（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铜斛，即为东汉光武帝时成都一带的铜工制造机构为皇帝所做的量器），当然，民国时期，民谣中“东御街上打铜吼”唱出成都著名铜器作坊一条街。与进入青铜时代的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相映衬，处于长江流域的古蜀是中华丝绸的发源地之一，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成都，蜀锦在先秦时就已名扬天下。至清“康乾盛世”，九龙巷、科甲巷更以织锦闻名天下，其街道两旁，近百家蜀绣作坊拉开数百米长阵，蔚为壮观。
至西周，政治上成都成为古蜀国的王权中心，经济上发展成为一座中心城市，发达的金属制造业和玉器制造业，使之日趋繁荣。至迟到春秋时代，早期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成都奠定了比较典型的工商业城市基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推动这座古老城市最终“三年成都”。
新中国初期的成都东大街（成都市锦江区档案馆提供）
春秋中晚期，开明王朝移都成都，古蜀地区政治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推进了成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根据考古资料，东周时期成都遗址的总面积为15平方千米，50余万户，近30万人口。城市内有宫殿区、祭祀礼仪区、生活区和作坊区，王室、官吏、将军、武士、商贾、宗教人员、工人、农民、艺术师等职业划分明确，蜀族、巴族、濮族、氐羌等民族杂居，构成一幅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图景。
公元前311年，形成于商代的筑城方式被秦打破。据史载，秦筑成都城池，“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其规模、布局等与秦都咸阳相同。随着秦王朝修筑成都城，城市规模扩大，修建大城和少城，大城为郡署所在，少城北部为县署所在，南部则居商贾。至此，成都街巷更趋完善。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唐·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唐·杜甫《春夜喜雨》）秦时张仪筑成都城，经神龟提示筑城路线，始有青石桥之前身龟化桥，青石桥街名存留至今，遂成秦筑成都城池之佐证。
《成都城市史》前所附历代地图，清晰地为我们展开了成都城市的演变和发展。如果说，那几如织网、错落有致的街巷，如同拓展城市体魄的经络，演绎历史岁月中丝丝相连的生命情素，每一条街巷，它的每一个或惊世骇俗或如细雨润物般的故事，都是一个触点，一个城市之穴，一个可以砭疾疗伤、撼动全身的大城之魂；那么河流，则恰似血脉环绕，新陈代谢，滋养和传承着一个城市的物质和精神。
秦之蜀郡守李冰兴建都江堰渠首水利工程，又“穿（指疏浚）二江（指郫江、检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溉，百姓享其利”（引自《史记·河渠书》）。成都地处长江上游，得舟楫之利。长江干流、岷江、沱江在唐时均已通航。商船从成都南门南河和东门府河出发，经岷江而入长江，可直达长江中下游各地。杜甫诗句“门舶东吴万里船”，描绘了当时江河中舟楫穿梭的兴旺景象。
锦江的水好喝，自然栽茶、饮茶之俗始于巴蜀，中原之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引自顾炎武《日知录》）。成都是蜀中栽茶、饮茶的中心之一，华兴街的悦来茶园当属饮茶“圣地”，成都人有“不在茶馆，就在去茶馆的路上”之盛誉。品茶与品戏珠联璧合，三国时戏剧始于成都，其时，“蜀戏可云冠天下，天下所无蜀中有，天下所有蜀中精”（引自著名戏曲史研究家任半塘先生语）。清末民国初，华兴街“三庆会”剧社名振数十年。
2007年10月，在紧邻大慈寺和红星路步行街的江南馆街考古现场，发现了唐宋街坊遗址，被评为“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评价，该遗址核心区域面积达到5万平方米，在现代化大都市的中心地带，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世所罕见、独一无二。
2009年2月，在成都市锦江区盐市口人民商场二期所在工地考古现场上，发现了距今两千多年前汉代的风雨廊桥、房址、古河床、古井和大量的陶器、铁器等，表明了当时的盐市口已是成都中心的繁华区域。
生产和交通的进步，促进了商贸的发达。隋唐宋时，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引自《二十四史系列·隋书·卷二十九》）。中唐时，成都与江南扬州齐名，“时人称扬一益二”（引自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宣宗以后，成都之繁荣已经超过扬州，独领风骚，富视天下。其时，成都街即市，市即街，有西市、东市、南市、北市等经常性市场，亦有蚕市、药市、花市、灯市、七宝市等季节性、专门性市场，还出现了夜市。“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引自《旧唐书·列传》）。至宋朝，成都之繁富达于极盛，号为“天下繁侈”（引自：《元和郡县志》:“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
唐宋时期，成都地区已形成了完备的集市规模。“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引自唐·张籍《成都曲》）、“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引自唐·刘禹锡《竹枝》）、“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引自宋·陆游《临安春雨初霁》）、“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引自宋·柳永《一寸金·成都》），“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引自宋·田况《大慈寺前蚕市》）那些令人怀旧的集市氛围，烘托出深深浅浅街巷、密密匝匝店铺之水墨写意，无不道出当时之兴旺景象。
总府路之于劝业场，如水与鱼之关系；20世纪初的市政改革，倡办者劝业道道台周孝怀如鱼得水，开近代商业之风气。交易与钱币息息相通，公元10世纪末，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交子街（今名均隆街）应运而生，11世纪初交子成为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商气提振文风。唐宋时期大慈寺（现大慈寺位于大慈寺路与大慈寺街之间），以拥有众多名家壁画而著称于世，令北宋李之纯惊叹：“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唐时，成都成为全国雕版印刷中心，1944年出土于四川大学的唐印本《陀罗尼经咒》，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这就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的印卖本，春熙路原龙池书肆即为印证古迹而建，而“印出来的学道街”成为成都近代印刷出版业的聚集地。宋代，成都府学规模之大，“举天下郡国所无有”，成为西南最大的教育中心，书院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孕育出一代代理学、易学、史学大师，构成宏大的蜀学主体，也留下了一条书院街。
自元而至明清，蜀中多遭战乱，其结果是长达百余年的大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成都则成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五方杂处”（引自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重新熔铸了成都人的开放性格。乾隆以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西蜀沃土又重新成为天下大粮仓。
“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引自唐·雍陶《到蜀后记蜀中经历》）。始于元，继于明、清的“水井坊”，被誉为“天下白酒第一坊”，曾使水井街香溢满巷、启瓮醺城。宋时“川食”已名扬四海，清代川菜兼容南北各家之长，形成完整独特的烹饪艺术，成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致使成都湖广馆街（今总府路、布后街一带）的荣乐园，在民国时期引领了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餐饮消费时尚。
今天，领风气之先的成都，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成都，已与盛极一时的两汉唐宋明清不可同日而语。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全民抗战的胜利，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国力大增，成都这座移民城市，其包容天下、兼收并蓄和革新锐气，无不体现在这个既传统又时尚的城市躯体的经络和血脉中。
四圣祠街，树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成都教案”震惊中外。岳府街，清康雍乾年间四川提督岳钟琪的府邸，后成为川汉铁路总公司办公地点，酝酿并启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件轰轰烈烈的革命事迹——四川保路运动。春熙路，一座伟人铜像，使中国近代史上率先以“三民主义”思想教化国人的伟大革命先驱孙中山，为万众景仰。
《老子》曰：“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春熙路、科甲巷便这样酝酿出一路现代时尚和八方人气，把百年的热闹和富贵发挥得淋漓尽致；东大街也蕴含出披金戴银的资本风范和经商气质，亦把唐宋以降“首街”之“万户候”的风度尽情施展；总府路霸尽西南商务商贸信息时代先机，致使当年雄踞商贾豪门的劝业场也不可小觑……
回望，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需要。读着戴望舒的《雨巷》，撑着诗人的那把油纸伞——我渴望走进“雨巷”那幽深的精神意境，去深读细品我的家乡的“雨巷”那深邃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我渴望走进“雨巷”那与现代城市一脉相承的品质精髓，去窥探发现我的家乡的“雨巷”那时光长河中的每一粒赤金。
雨巷悠长，历史如歌……
（下篇：刘沙河《消失的特别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