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春秋之一：卿制及军制 —— 9.43 “吴子使来复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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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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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伐齐的挫败并没有改变吴王夫差通过击败齐国树立自身军事威望的计划，就在当年（鲁哀十、吴夫差十一、前485）秋收之际，他已经派人通知鲁国准备来年再次北伐：

秋，吴子使来复儆师……（左传.哀公十年）

不过齐国内部此时正面临新君即位和潜在的权力更迭。这一年齐六卿格局为：

齐悼公遇刺当年齐六卿格局

不过齐悼公之子壬此时已经返回齐国即位，且曾经被孔子批评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的学生阚止（子我）作为其在鲁的监护人也随之来到了齐国：

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左传.哀公十四年）

当然阚止为政应该是在“艾陵之战”（鲁哀十一、齐简一、吴夫差十二、前484）结束后的事情，但简公刚刚回国的时候他至少已经担任大夫级别的官员。除此之外简公的伯父、悼公之兄公孟绰也在核心决策圈之内。尽管在位诸卿地位暂时比较稳定，但齐国内部一个不可忽视的倾向已经开始萌芽，即随着国君在几年内第三度更替，已经有相当一批投机者乐见原有格局遭到破坏。

考虑到既得利益者当时确实足够强大，尤其是“三官”始终控制着三军主将的职务，而“三宰”又掌握着齐国的具体政务，年轻的简公如果想要效仿其父悼公除掉鲍牵那样出手改变格局风险太大，这从悼公遇刺的结局就可以看出，因此借助外力进行破坏就成为一个必须考虑的思路。

如果回到六十五年前（鲁襄二十三、齐后庄四、晋臧平八、前550），当时作为新近通过政变即位的齐后庄公，及其所扶持拥有“武爵”的一批新兴既得利益势力同样与在位的六卿发生过类似权力冲突。而面对这种挑战，六卿尤其是大宰崔武子对于支持栾盈回晋发动叛乱以及后续的伐卫、伐晋之役都持某种隐晦的纵容态度：

自卫将遂伐晋……崔杼谏曰：“不可……” 弗听。陈文子见崔武子……武子曰：“吾言于君……以为盟主，而利其难……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将死乎！谓君甚，而又过之，不得其死。过君以义，犹自抑也，况以恶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在这段记载中，崔杼（武子）在装模作样地劝阻齐庄公伐晋遭到拒绝后，也建议陈须无（文子）不必再谏阻国君了。对此陈文子敏锐地进行了批评：崔杼认为齐庄公既然承认晋国的盟主身份，就不应该“利其难”，即一手促成“栾盈之难”的发生，还乘乱讨伐晋国；现在如果齐国因为讨伐晋国而遭受祸患，那么崔杼其实不就是那个背后一手促成此时，事后又要“利其难”、利用晋国的讨伐除掉国君和新兴势力吗？如果是这样，他又有什么资格用同样的理由批评国君呢？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崔、庆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故意怂恿齐庄公支持栾盈以及发动“朝歌之役”的幕后推手，其目的在于利用晋国这个强大的外力消耗掉齐庄公及其培养的“武爵”集团。现在时光流转，类似的形势再一次出现了，依附于齐简公的小圈子也希望发生那么一次战争，以打击现在在位的六卿，并藉此获得上位的机会。

至于这个外在对手，自然就是已经咄咄逼人的吴国。事实上，吴王夫差通过分别与鲁、宋、邾、郯等结盟建立封贡关系，并迫使上述邦国提供大量人力物力供其驱使以开凿在当时算是规模宏大的“深沟”水利体系作为北上争霸的基础设施，这一切举动绝非秘密。如果齐国只求安稳以避其锋芒，那么以较低成本示弱的方式有很多，但对那些希望利用这个外患打击在位六卿的投机者来说，必须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主动挑起战乱。

于是齐国在明知吴王夫差已经派人前往鲁国“儆师”的情况下，仍然以报复“鄎之师”的名义出兵伐鲁，导致局势不可挽回地滑向了全面爆发冲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