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被遮蔽的价值——女性家庭劳动

被遮蔽的价值——女性家庭劳动

《我的前半生》播出以后，收视率一路飙升。

这部家庭女性转向职场丽人的逆袭剧获得了广大观众的高度关注。

而在这部电视剧高收视率的背后，却有一个被忽略和掩盖的真相：在中国，女性的家庭劳动价值一直是被遮蔽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

同类型的电视剧并不罕见，清一色主角光环+逆袭成功=实现幸福，倘若现实中的所有婚姻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模式解决，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实则不然，真正的家庭矛盾常常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又或者只是社会矛盾的冰山一角。而将婚姻矛盾归于个别女性的不上进显然是片面而且无法立足的。

《我的前半生》掩盖了事情的本质，给中国女性打了一剂精神镇定剂，让女性认为自己被贬抑的地位可能是因为没有获取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为她们传递了这样的共识：家庭女性通过职场方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从而忽略一个事实：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对于家庭劳动价值的遮蔽导致了女性家庭地位目前的境遇。而这，也正是中国式婚姻类影视题材的局限性所在。女性从家庭劳动中脱离出来走向职场，那么缺失的家庭劳动谁来弥补？家庭劳动创造的幸福感用什么来替代？三个单身妈妈（小董、凌玲、罗子君）带着孩子拼命赚钱，她们的不幸遭遇都指望遇到贺涵这样的好先生和理想男人就能彻底解决吗？

如果走向职场实现经济独立就能避免男性对感情的喜新厌旧，就能避免人性对新事物贪婪占有的欲望，那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贺涵并没有因为唐晶经济独立、精神自由而和她结婚，精于算计的凌玲也没有因为身在职场、楚楚可怜而和陈俊生相爱至老。相反，贺涵厌倦了唐晶的凌厉，陈俊生也对凌玲的心机感到反感。

但是，这部电视剧的主旋律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女性应该走出家庭局限，走向职场，实现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似乎在所有类似的电视剧中，女性走出家庭，走向职场才能实现精神独立，才能实现个人自由。曾几何时，从家庭走向职场成了中国女性实现独立的万能药膏。

实际上，这种万能药膏只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麻醉剂。走向职场并不能拯救中国女性在家庭中失落的地位。没有说出真相，本身就是一种欺骗行为。这样类型的电视剧不排除其本质上的瞒骗意味。

女性从家庭走向职场，首当其冲面临一些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一，家庭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空缺谁来弥补？看了《我的前半生》，也许部分男人同意自己在家的败家娘们向罗子君看齐，向唐晶学习，那么，如果让他们将孩子交给进入职场后的罗子君或者唐晶扶养，他们会选择谁？

罗子君温柔、贴心，在对家庭和孩子方面无微不至。唐晶雷厉风行，职场上的野马，如果让唐晶来照顾平儿，她不是发疯就是会抑郁。同时，孩子的心理状态可想而知。

2016

年中国湘潭市纳帕溪谷高档住宅小区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跳楼自杀，留下遗书，自述如何因为家庭地位低下而饱受精神痛苦。她在辞职做全职妈妈前曾是年薪十万的女白领。而在家庭中成了丈夫口中的“疯女人”。面对丈夫出轨无可奈何，在一个家庭劳动价值得不到重视的国度，类似唐晶或者这位自杀妈妈这样的职场女性对于回归家庭是带有一定恐惧情绪的。她们可能会拒绝走入婚姻，不仅只是因为怕失去自由，更多的是熟知个人价值的社会认可度会因此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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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脸婆”、“家庭主妇”一系列词汇附带着一种“鄙夷”、“贬低”意味，因为家庭劳动不受重视，得不到价值肯定，连这些中性词语都遭了殃。第二，家庭的仪式感何去何从？

相比之下，《我的前半生》中，凌玲在对家庭的维持上显得比较贴近现实中人物的真实生活。比如，当陈俊生前妻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有矛盾时，她让孩子给继父陈俊生写了道歉信。虽然面和心不和，但是也努力挽回陈俊生对孩子的好感。在对陈俊生的父母的态度上，凌玲也理智、小心、克制。在融入一个新家庭的过程中，女性要舍弃更多自我的一面，去试图同丈夫周围的亲情圈融合，努力制造家庭和睦的仪式感。

罗子君会做好饭菜等待丈夫回来，营造温馨的家庭气氛，这是一种家庭必须有的仪式感。

第三，下一代的教育问题置之不理还是得过且过？

现代家庭女性的劳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杂和沉重，她们还要负责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职场父亲可以以朝九晚五的养家糊口为由拒绝陪伴、监督孩子的教育。

在中国家庭，大多数孩子教育的细碎问题都是由女性来配合完成，比如改作业、家长会、接送孩子、营养早餐、节目练习一系列活动。

如果，大部分妈妈都像唐晶一样奔赴职场，又有几个孩子会像平儿一样感到幸福。由于罗子君要去深圳和密斯吴开拓市场，平儿便不得不面临离开以前的伙伴，转学，融入新环境，重新建立新的朋友圈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恰恰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至于面临陪孩子去游乐场，去肯德基，过生日，参加家长会，等一系列活动，罗子君只会一步步走向“缺席的母亲”这个位置。这是家庭女性最不愿接受的一面，她们不愿让孩子面临任何给她们幼小心灵造成伤害的事实。对孩子的陪伴越少，女性的愧疚感也会随之增多，孩子心里对于爱的苛求也会增强。而男性对子女较少陪伴的愧疚感却可以随着妻子的补充而逐渐模糊。

单身母亲们只能通过经济补偿来实现爱的补偿。实际上，这二者无法对等。

2008

年4月，甘肃庆阳一位妈妈因为走出家庭走向职场而不得不远离孩子，新加坡长达三年的职业生涯是她一生最后悔的选择，虽然这三年给了她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社会认可度。但是，因为对儿子无法照顾，只能支付大量生活费，最后孩子打群架，抽烟，因吸毒，被引诱贩毒而进了监狱。

因为忙于事业而无法周全家庭导致可怕后果的中国家庭已经不计其数。而这种后果，女性无法承担却也无可奈何，徒有痛恨。中国的女性，似逃命者，前面是家庭的深渊，跳进去就是永无止境的家庭劳动；后面是职场的虎口，吞没后就会对家庭这一劳动价值被埋没的社会单位产生恐惧，甚至彻底拒绝。

对于家庭劳动价值的遮蔽和否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赚钱养家的男性可以随口而出“你除了在家做饭带娃还干了啥”，女性的家庭存在感洒落一地，她们的安全意识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危机，对婚姻的信任感也变得越来越捉襟见肘。

女性自由和独立，不只是女性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问题。当全社会都开始否定和缩小家庭劳动的意义，女性的独立更加遥不可及。像唐晶一样整日在职场疲于奔命，既无法抽出时间结婚、生子，创造生命，更不愿花费时间去经营一个家庭，当有一天她们回归家庭时，最终可能会成为一个生命危险的大龄产妇或者一个找不到价值归属感的抑郁症患者。像凌玲一样既有薛宝钗式精明能干又有林黛玉式楚楚可怜，却也没法维持得好家庭。因为她逃不脱不了人性的弱点——陈俊生式游移，捧着白玫瑰，渴望红玫瑰。

《欢乐颂》中的安迪、《我的前半生》中的唐晶，作为职场女性，她们半生用来在职场戎马生涯，她们是社会的金字塔顶层人物，而在家庭这个单位中，却仍然摆脱不了罗子君的命运。

在家庭单位中，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越来越得不到社会的高度认同，反而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脑残行为。当全社会认为女性应该自私点，把一种正常的崇高的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悬置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否健康，这是不是正好说明了主流意识形态畸形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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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我辞职，他说会养我”放弃工作，专心持家明明是夫妻之间共同协商的结局，是家庭单位更好运营的团队协商结果，最终却成了女性被抛弃的原因，这成了凌驾在女性头上的一把利刃，无人保证她们的安全感，社会大众随时可能反戈一击。结婚时，因为孕期艰辛，产后虚弱或者养育孩子的艰辛，二人会决定留下一人全职运营家庭。而有朝一日男性背叛家庭时这一切一股脑都可以推给女性，认为女性没有独立精神，是笼中的金丝雀。这就好比古代人认为亡国灭种全是因为红颜祸水一样毫不道理。

那么，女性的家庭劳动到底有多重要？

从一段婚姻起始谈起。

婚后女性便开始保持家庭，实际上一个家庭相当于为一个4-6人的小团队，而让这个小团队能够井井有条地运营，基本大部分努力都在女性的劳动方面，这种劳动不光是体力，更多的是感情上的付出。

市场经济以创造眼见为实的利润为目标，无法用利润来衡量的感情付出看起来轻若鸿毛。实际上，这种感情才是一个家庭保持幸福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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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一词，在中国，意味着热腾腾的饭菜、干净的客厅，整洁的卧室，带有阳光味道的床单，和谐的氛围，一个可以撒娇的人，温暖的怀抱……这本身便是一种幸福。无私的爱，永无止境的付出，这是中国式母亲、中国式妻子。除了身兼数职，厨师、保姆、清洁工、老师，中国女性在家庭中最多的付出还包括感情生产，无私的爱，牺牲精神，无限包容，这些在职场永远无法感受到的温暖皆源于家庭，一个最自私任性的少女，当她成为一个妻子和母亲以后，她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懂得付出和沉默，懂得隐忍和宽容。

也许一张50万的存折可以打发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离婚，却无法从另一个女人那里买来这种毫无保留的意愿。

罗子君正如鲁迅的《伤逝》中的子君，那个子君因为经济不独立而走了末路，而这个子君似乎因为经济独立实现了女性自由。她获取的只是表象的自由，她的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对于中国女性而言，独立和自由的前提是：家庭劳动的价值被社会真正认可。孩子们可以骄傲的说“我妈妈是个家庭主妇”，丈夫们可以骄傲地说“我妻子是家庭主妇”，当人们对“家庭主妇”不再是同情而是尊敬的时候，她们才可谈自由和独立。

当黑人没有被当做人来看时，他谈权利对于白人来说就是一个笑话。因为白人认为，权利是人类的特权，而黑人和奴隶压根不是人，哪儿来什么人权。同样，妇女的家庭劳动被全社会认为算不上多么有价值的劳动，还谈什么妇女的权利和自由。这就如同太监谈性，难免可笑，于事实也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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