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头
课外活动之后的第四节课,教室向来是最为闹腾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从踢毽子、跳格子的兴奋中缓过来,就即将迎来放学回家的激动时刻;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班徐老师总是提前回家给她的孩子喂奶,班上空堂。那可真是人声鼎沸:有唱歌的,有讲故事的,有嬉戏打闹的,有满教室乱窜的……,我和同桌王军不知为什么事情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激烈,差一点动了手。恰在这时,靠窗的同学小声喊:“老师来了!”教室霎时安静下来,但坐在前排的我俩还是被逮个正着。那老师迈步进来,站在我们面前,也不气恼,只是心平气和地说:“都出去听听,满学校就你们三年级乱哄哄的。”然后就一手一个把我俩揪起来问为什么吵架。我和王军便抢着讲自己的理。他听得一头雾水,摆摆手,示意我俩不要讲了,随后就从讲桌上拿起教鞭。我俩吓得脸色发白,心想这顿揍在所难免,其他同学也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可是他接下来的举动竟让我们迷惑不解。他挥动着教鞭,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看我来评判。”他让我俩面对面站着,又把教鞭平搁在我俩头顶,说:“都站好了,千万别动!谁那头的教鞭先落下来,谁就没有理。”同学们哄堂大笑。我可笑不出来,绷紧了身子站着,一动不动,生怕我这头的教鞭会先落下来。王军也是。大概过了十分钟,王军终于沉不住气了,头前后左右不停地轻轻晃动着,想把我这头的教鞭拱掉。同学们又是一阵哄笑,那老师也笑了。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个不小心,他那头的教鞭倒先从那茶壶盖头顶滑落,掉在了那老师伸出的大手上。那老师又笑了,说:“看来是你不占理。”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大烟袋向王军脑袋“咚咚”敲了两下,转身就走,只剩下呲牙咧嘴的王军,劫后余生的我和幸灾乐祸的同学们。
那老师就是陈老头,五十多岁,在学生当中知名度相当高。他喜欢叼一根斯大林式大烟袋,惩罚犯错学生的方式就是用大烟袋敲脑袋。他那时教四年级,并不教我们,一年后调走,两年后,当我离开村小到门楼完小上五年级时,没想到竟分到了他班,真是缘分。
陈老头高高大大,喜穿一身浅灰色中山装,走起路来常背着手,身子微微前倾。他前额秃成半月形,幸存下来的头发不约而同地向后倒伏着,颇有领袖范;鼻子有红又大,鼻翼宽如城门,而且总爱用沾满粉尘的手去捏,一堂课下来,鼻子往往变成白色,让人忍俊;麦茬似的灰白胡子肆无忌惮地从嘴角一直蔓延到耳边,与鬓毛连在一起,向秃脑袋示威似的炫耀自己的存在。当然,最引人注意的是那永远叼在嘴里的大烟袋,威武得有如一尊大炮。那可是调皮孩子的噩梦。也正因此,那东西总是莫名其妙地失踪。陈老头便一次又一次地敲着讲桌,故作生气地喊道:“哪个小兔崽子又把我的烟袋锅掩起来了?”那作妖的学生便会在全班的哄笑声中遛进办公室,变戏法似的从椅子坐垫或者大茶缸里掏出大烟袋。当然,脑门上免不了又吃上两下子。
陈老头讲课风趣幽默,课堂气氛相当活跃。只是,由于年纪大了,他常常坐着讲。遇到有不认真听讲的,他便把老花镜拉到鼻翼,低着头,翻着白眼珠吼上两嗓子。他虽然喜欢用大烟袋敲学生,不过脾气蛮好的,没见他发过火。
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老头善于处理学生之间鸡毛蒜皮的纠纷。徐洪江是出了名的调皮鬼,惯能欺负小女生,不但将“三八线”划到了同桌的家门口,还经常揪前面女生的小辫子,搅得左邻右舍鸡犬不宁。那些小女生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找陈老头告状,强烈要求把徐洪江调走。一次讲完了课,陈老头在椅子上坐好,习惯性地捏着大鼻子,问全班有没有愿意和徐洪江同桌的。班上同学不约而同地大喊:“没有!”偏偏我和王平举起手来。他把我俩叫到讲台,问为什么愿意和徐洪江同桌。我说:“他会讲故事。”王平说:“他还会唱歌。”陈老头笑了,问:“徐洪江上课没少讲故事唱歌吧?”我俩点点头又赶紧摇摇头。陈老头便从嘴里抽出还闪着火星的大烟袋,朝我俩脑袋就是两下子,说:“想和他凑一块玩是吧?你俩这出息!”我俩便捂着脑袋逃回座位,徐洪江则在那些小女生的欢呼声中被调到了教室最前面,做了孤家寡人。
往事历历如昨日,还来不及品味,已人到中年。陈老头早已年过耄耋了吧,也不知还健在否。说来惭愧,自小学毕业一别,就再也没见过他,甚至连他的照片都没有。当年,妈妈给我交照片的那一块钱,被我挪用,买了徐洪江的二手自动铅笔,他姐姐从大连捎回来的。这事,也成了我不大不小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