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 | 愿生命过尽千帆，仍守得丰盛与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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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BETWEEN SOLITUDE AND LONELINESS（点击查看原文）
原载于2016年10月15日《纽约客》杂志
作者：Donald Hall
1
87岁这年，我一个人，住在1803年建的一座乡间小楼的一楼。南北战争以后，我家就一直住在这里。祖父去世后，我的祖母凯特独居于此。她的三个女儿会来看望她。1975年，凯特在她97岁那年去世了，现在轮到我了。
四十多年过去，我日复一日用于消磨时光的，不过是一两把椅子。我的起居室里有一张松松软软的蓝色椅子，我坐着，望向窗外，看那没刷过油漆的金色的旧谷仓。它现在空了，没有奶牛，也没有好马莱利。我望着郁金香，望着皑皑白雪。客厅有一把机械椅，我坐着写这些句子，或口述一些信件。我也会看电视新闻，很多时候只是打开静音，靠在椅背上享受那无边无际的孤独与舒适。别人想要来看我，但大多数时候我拒绝了，让我的寂静得以持续。
琳达每周过来两晚。我另有两个好朋友在新罕布什尔州，分别住在缅因州和曼哈顿，他们已经很少路过我这里了。一周有几个小时，卡萝尔会过来给我洗衣服，分好我的药片，并帮我收拾屋子。我期待她的出现，却总在她离开之后长出一口气。有时候，特别是晚上，孤独会失去它温柔的力量，然后寂寞袭来。每每重拾孤独，我总是很感激。
2
我1928年出生，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经济大萧条时期，很多家庭都像我们一样——春之幽谷小学有八个年级的孩子们没有兄弟姐妹。童年时代的我，有时会交个朋友，但友谊却从来不能长久。查理·阿克塞尔喜欢做模型飞机，不用巴沙木。我也是。但我笨手笨脚的，会把水泥滴在用来做机翼的纸板上。他的模型飞起来了，我便开始集邮。弗兰克·本尼也集邮，于是我又觉得集邮没劲了。
七、八年级的时候，生活里少不了女孩子。我记得我和芭芭拉·庞佩穿得整整齐齐并肩躺在她床上。看见她妈妈焦虑的表情，我们分开了。大多数时候，我喜欢放学后一个人呆着，坐在光影相间的起居室里。母亲上街买东西或是跟朋友打桥牌，父亲在办公室里记账。我兀自神游。
夏天，我离开了我的康乃迪克州郊区，到这座新罕布什尔农场和祖父一同收干草。我看着他早早晚晚给七头花奶牛挤奶。午餐时，我给自己做洋葱三明治——旺德面包切厚片就好，以前有人向我提过。
15岁这年，我去埃克塞特读高中的最后两年。埃克塞特高中学术上很严格，考上哈佛于是就容易。但我有理由不喜欢它——五百个男生两人一间住校，叫人费尽心思，难觅孤独！我只好一个人散步，走很久，抽雪茄。后来我找到了一个难得的单间，就尽可能多地呆在那里，读书写作。周六晚上，学校里的其他人坐在蓝球场上，情绪高涨地看电影，我仍然呆在我的房间里，享受孤独。
大学时，宿舍分单间和双人间。有三年时光，我住着单间，里面摆满了我的东西。大四那年，我弄到了一个带卧室、起居室和盥洗室的单人套房。在牛津，我有两个自己的房间，尽管每个人都有。后来我拿到了奖学金，再后来我开始写书。最后，不管喜不喜欢，我开始找工作。
3
和第一任妻子一起，我在安阿伯安顿了下来，在密歇根大学教英国文学。那时人们结婚早，我和妻子结婚时才只有二十和二十三岁。我喜欢在阶梯教室里来来回回地走，讲叶芝和乔伊斯，或者大声朗读托马斯·哈代和安德鲁·马维尔的诗作。这些愉悦与孤独无关，直至回到家，我呆在小小的阁楼里，写诗。我那异常聪敏的太太数学比文学好得多，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同床异梦。
生平第一次，我开始迷恋社交聚会：安阿伯的鸡尾酒派对文化。我发现我开始盼着过周末，去那些熙熙攘攘的聚会——只要能让我躲开我的婚姻就好。那时的周五和周六，会有那么两三次，让一对夫妇有机会从一家的客厅玩到另一家。我们调笑，我们喝酒，我们闲扯，反正到了周日的早上，不会记得周六都说过些什么。
整整过了十六年，我和妻子离婚了。
有五年时间，我恢复了单身，却难以重拾孤独的快感。失败婚姻的痛苦变成了波旁酒的刺痛。我甚至还约会过一个一天喝两瓶伏特加的女朋友。我一周约会三四个女人，有时一天三个。我不再写诗。我想要告诉自己我过得放纵而开心，但我做不到。
4
简·凯尼恩是我的学生。她很聪明，也写诗，在班上她有趣又坦诚。那一年安阿伯入室行窃成风，有天晚上我要开会，想到简的宿舍离我家不远，于是问她方不方便帮我照看房子。晚上回到家，我们直奔卧室。我们享受彼此，享受不羁和肉体的欢愉。之后我邀请她共进晚餐，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也常常包括了早餐。我们一周见一次面，仍然和其他人约会，后来一周两次，再后来一周三四次，最后终于不再约会其他人了。
有天晚上我们谈到了结婚，但很快我们又避开了这话题，因为我比简大19岁，如果我们结婚，将来她很可能要守很久的寡。我们1972年4月结婚，在安阿伯住了三年，1975年离开密歇根搬去新罕布什尔。她喜欢这座老房子。
差不多二十年时间，我在简之前醒来，端咖啡到她的床前。她起床后，会带我们的狗格斯出去散步。接着我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室写作，工作室分别在这座两层小楼的两端。我的在一楼前厅，紧邻4号大街，她的在二楼后部，挨着罗格山旧牧场。
每天早上，我们各自体味孤独，写诗。我们一起午餐，吃三明治然后散步，不说话，只是陪伴。随后，我们午睡二十分钟，为这一天剩余的时光积蓄能量，有时也不忘醒来后温存一番。我总是柔情蜜意，简总是很有激情——她赶紧冲回了工作室。
几个小时后，我回到桌边开始工作。下午晚些时候，我朗声为简读一个小时书。我读华兹华斯的《前奏》，读亨利·詹姆斯的《大使》，读两遍。《旧约》，威廉·福克纳，再来一点亨利·詹姆斯，和十七世纪的诗歌……
晚餐简做饭，我喝着啤酒，扫一眼《纽约客》，小酌红酒一杯。过了有一阵，她做好可口的晚餐，蒜香菌菇小牛排，或者夏天在街对面买来美味的芦笋，招呼我摆好碗盘，好让她去点上蜡烛。然后我们边吃晚餐边分享不在一起的那些时光。
夏天的午后我们去老鹰池塘，那里有个小小的沙滩，能看到青蛙、貂和海狸。我躺在沙滩椅上读书，简晒日光浴。我们常常伸手进池塘。有时在那里享用早晚餐，用木炭火炉烤香肠。
我和简美妙的婚姻持续了二十年，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写作，一起享受各自的独处时光，可是，1995年4月22日，简47岁那年，她去世了，死于白血病。
尾声
现在已经是2016年4月22日，简已经逝去二十一个年头了。今年早些时候，我87岁，我那么悲伤地缅怀她，痛入骨髓，前所未有。我病了，我想我快死了。她病重的每一天，那长长的又转瞬即逝的一年半，我都陪在她身边。我那么难过，因为简那么年轻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但我又很庆幸我可以一直陪着她，每分每秒。今年1月份，我再一次感到如此感伤，因为这一次，是我终于要走到人生的尽头，而她却没办法握着我的手，陪在我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