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场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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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五点半，菜市场的铁门"咣当"一声拉开。老王推着他的豆腐车，轮子碾过积水的水泥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照例停在第三个路灯下，那里有块凹陷的地面，正好卡住车轮。二十三年了，这个位置仿佛刻着他的名字。
我常去买他的豆腐。老王切豆腐的手法极准，一刀下去，三斤二两，分毫不差。有次我问他怎么练就这本事，他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九七年发大水，我在堤坝上切了整整三个月豆腐，给抗洪的人吃。"说着，刀光一闪，又是一块方正的豆腐落在秤盘上。
人生就是这样，不知不觉间，我们就成了现在的模样。老王从安徽漂到南京，豆腐车推过了半个世纪，最后停在这个路灯下。他总说等儿子大学毕业就回老家，可儿子毕业五年了，他还在原地。倒是路灯换了三茬，从铁皮灯罩换成了LED灯。
菜市场东头有个修鞋的老张。他的工具箱里永远散发着皮革和胶水的混合气味。老张修鞋时总戴着一副老花镜，镜腿用白胶布缠着。有次我看见他在补一只红色高跟鞋，动作轻柔得像在对待什么珍宝。"九八年买的，"他突然开口，"我老婆的嫁妆。"后来我才知道，他老婆零三年跟人跑了，只留下几双鞋。
老张修鞋摊旁边是卖花的阿芳。她总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衫，头发挽成一个紧实的髻。阿芳的花不算新鲜，但价格便宜。她有个习惯，每天收摊前会把卖不出去的花分给邻居。我收到过一束蔫了的康乃馨，插在水瓶里居然又支棱起来，多活了三天。
这些零碎的日常里，藏着多少人生的隐喻。那束康乃馨像极了我们这些异乡人，明明已经蔫了，给点水又能撑几天。老王的豆腐车卡在凹陷处，多像我们被生活卡住的姿态。而老张修补的那些鞋子，哪一双不是走过千山万水的见证？
巷子口的早餐铺，老板娘炸油条的手艺是一绝。面团在她手里一拉一甩，滑进油锅，"滋啦"一声就膨胀起来。她丈夫负责磨豆浆，石磨转动的声响从凌晨三点就开始。有次我早起赶火车，看见他们俩在昏黄的灯光下忙碌，身影投在墙上，像皮影戏里的角色。
"我们那地方发大水，"老板娘递给我油条时说，"房子冲垮了，就带着这手艺出来了。"她说话时眼睛看着油锅，热气把她的脸蒸得通红。她丈夫在旁边接话："出来了十五年，回去过三次。"石磨"吱呀吱呀"地响，像在附和。
菜市场后门有个卖杂货的老太太，我们都叫她秦姨。她的玻璃柜里什么都有：针线、纽扣、老花镜、指甲钳……排列得整整齐齐。秦姨有个绝活，能记住每个顾客上次买了什么。我去买过三次针，第四次她直接递给我："还是三号针吧？"后来她中风了，柜子里的东西渐渐蒙上灰尘。再后来，柜子不见了。
我们都在时间里漂泊，像老张修的鞋，走过无数路；像老王切的豆腐，被生活分割成块；像阿芳的花，开过一季就凋零。秦姨的玻璃柜消失了，可我记得她递针时手背上的老年斑，像撒了一把芝麻。
楼下的洗衣店换了三任老板。第一任是东北夫妇，女人总在哼《茉莉花》，跑调得厉害；第二任是福建小两口，吵架都用我听不懂的方言；现在这对是四川人，晾衣杆上永远挂着腊肠。他们的孩子在我窗下的空地上玩耍，口音混杂着天南地北的腔调。
洗衣机的滚筒转啊转，像在搅拌这些漂泊的人生。那些衣服来自不同地方，最后都在这栋老楼里飘荡。我常看见老板娘对着阳光检查衬衫领口，神情专注得像在鉴赏艺术品。她丈夫则痴迷于给每件衣服分类，按颜色深浅排列，形成一道渐变的彩虹。
雨季来临时，菜市场的地面总是湿漉漉的。老王会在豆腐车上支起塑料布，雨水打在布上，"啪啪"作响。老张给修鞋摊搭了个简易棚子，阿芳把花往里面挪。他们三个挤在一起，像被风雨赶到同一片屋檐下的麻雀。
有一次下暴雨，我去买豆腐，看见老王在帮阿芳盖花。"这雨啊，"老王说，"跟我们老家的梅雨一个样。"阿芳笑了："我家乡可没这么多雨，花都是旱着长的。"老张没说话，只是把工具箱往干燥处挪了挪。雨幕中，三个背影靠得很近。
漂泊的人最懂漂泊的人。就像洗衣机里的衣服，再怎么翻滚，最后都带着同样的洗衣粉味道。老王常说"落叶归根"，可他的豆腐车轱辘转了二十多年，还在南京的菜市场里打转。阿芳的花从云南来，最后凋谢在南京的垃圾桶里。老张修的鞋走遍大街小巷，他自己的布鞋却三年没换过。
冬天最冷的时候，早餐铺的蒸汽把整个巷子都弄得雾蒙蒙的。老板娘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像个仙人。有次我听见她丈夫咳嗽，声音闷闷的。"回去看看吧，"她说，"你这咳嗦有半年了。""等开春吧，"男人回答，"等攒够钱把铺子翻新一下。"石磨声又响起来，盖过了咳嗽声。
开春时，铺子确实翻新了，换了新的招牌，还添了台豆浆机。但磨豆浆的再不是那个男人——他肺癌晚期，回老家了。新来的伙计不会用石磨，那"吱呀吱呀"的声响从此消失。老板娘还是炸她的油条，只是不再提起老家发大水的事。
我们都在时间里漂泊，像菜市场地上的积水，今天在这里，明天就蒸发了。老王的豆腐车轱辘又坏了，这次他换了个新的，声音不一样了。阿芳进了批新品种的花，卖得不好。老张的眼镜换了副新的，不用胶布缠了。一切都在变，只有漂泊不变。
夏天最热的那几天，菜市场里弥漫着熟透的水果味和鱼腥味。老王在豆腐车上放了块湿布，给豆腐降温。阿芳的花蔫得快，她不停地往花瓣上喷水。老张的胶水融化得特别快，他不得不把工具箱移到阴凉处。
我去买豆腐时，看见他们三个在分享一个西瓜。老王切豆腐的刀现在用来切西瓜，依然很准。"我儿子要接我去深圳了，"老王说，"下个月就走。"阿芳吐着西瓜子："那以后谁给我留位置啊？"老张没说话，只是把最大的一块西瓜推给老王。
老王走的那天，他的位置空了出来。第二天就有个卖酱菜的占了去。新来的酱菜很咸，不像老王的豆腐那样清淡。阿芳的花挪到了第四个路灯下，老张的修鞋摊往西移了两米。菜市场还是那个菜市场，只是少了把切豆腐的刀。
秋天来临时，阿芳突然送了我一盆菊花。"我要回云南了，"她说，"儿子结婚，得回去带孙子。"菊花开得正好，金黄的花瓣像小小的太阳。老张帮她把最后几束花打包，动作很轻，像是在对待什么易碎品。
"您呢？"我问老张，"什么时候回去？"他正在粘一双脱胶的运动鞋，闻言顿了顿："我哪儿还有家可回？"胶水的味道突然变得很浓，呛得我眼睛发酸。后来我才知道，他老家早就没人了，房子都塌了。
冬天又来了。早餐铺的老板娘改卖起了羊肉汤，说是冬天喝这个暖和。新的豆腐摊主是个年轻人，他用电子秤，切豆腐没老王准。阿芳的位置现在是个卖炒货的，空气里飘着瓜子香。只有老张还在，他的修鞋摊又挪回了原位，工具箱还是那个味道。
除夕那天，菜市场格外冷清。我去买饺子皮，看见老张一个人在收拾摊位。他递给我一个小布包："阿芳托我给你的。"里面是各种花的种子，每包都写着花名和种植季节。"她记得你阳台朝南，"老张说，"这些花喜阳。"
我突然想起老王说过要寄深圳的特产给我们，可半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收到。漂泊的人就像风筝，线放得越长，越难收回。阿芳的花种也许会在我的花盆里发芽，但终究不是她亲手种下的那朵。
春天再来时，我在阳台上种下了阿芳给的花种。最先发芽的是矢车菊，蓝色的花朵像小小的星星。老张的修鞋摊前多了把遮阳伞，是居委会给装的。早餐铺的老板娘又哼起了《茉莉花》，这次没跑调。
楼下洗衣店的四川夫妇生了个女儿，整天在婴儿车里咿咿呀呀。有次我路过，看见老张在逗她玩，用碎皮子做了个小玩偶。孩子笑得口水都流出来了，老张也跟着笑，皱纹挤成一团。
老王从深圳寄来了照片，是在儿子家阳台拍的。他胖了，抱着个孙子，背后是高楼大厦。阿芳偶尔发微信，是她家院子的照片，各种我叫不上名的花。她说云南的雨季和南京不一样，是温柔的。
我们都在漂泊，像老王切开的豆腐块，像阿芳卖出的花，像老张修过的鞋。有的漂得远些，有的近些，但都在时间里移动。菜市场的地面被无数双脚磨得发亮，那些脚印重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
雨季又来了。我站在窗前，看雨水在玻璃上蜿蜒而下。楼下的洗衣店前，老板娘正在收衣服，腊肠在雨帘中摇晃。老张的修鞋摊空着——他去医院做检查了。早餐铺的蒸汽依然准时升起，只是不再有石磨声。
人生就是一场漂泊。我们像豆腐一样被切开，像花一样被贩卖，像鞋一样被穿行。最后留下的，不过是菜市场地面上的水渍，太阳一晒就没了。但在消失前，它们也曾倒映过整个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