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耕雨读》第1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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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1895-1990年)写过两本中国哲学的通史,即《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国人所广泛周知的,大抵是后一本:为冯友兰194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的英文演讲稿汇编而成,书成于1948年。而他的《哲学史》成于20世纪30年代,成书时间还要在《简史》之前。
冯氏的这两本书我都看过了,《简史》是多年前看的,而《哲学史》则是新看。
▲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的比较研究
我最近写的2篇哲学类短文其实部分都是发端于冯友兰的这两本书。在冯氏的这两本书中,有些前后冲突的地方,也有些模棱两可的地方。
▶ 冲突之处:对清学与宋学、汉学关系的论断前后不一。
在《哲学史》中,冯友兰专辟一章《清代道学之继续》,来说清学与宋学的关系:
至于清代,一时之风尚,转向于所谓汉学。所谓汉学家者,以为宋明道学家所讲之经学,乃混有佛老见解者。故欲知孔孟圣贤之道之真义,则须求之于汉人之经说。
......
盖此时代之汉学家,若讲及所谓义理之学,其所讨论之问题,如理、气、性、命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问题。其所依据之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四书也。就此方面而言,则所谓汉学家,若讲及所谓义理之学,仍是宋明道学家之继承者。
......
由此言之,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冯氏在《哲学史》中拟定的标题即为《清代道学之继续》,是要说清代的乾嘉学派(或曰朴学),虽然表面上是重返汉学,立足于文字训诂,尽量少谈义理,但实际上仍然是宋明理学的延续。所以,冯氏有了“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的结论。
而在后来成书的《简史》当中,冯友兰却专提清学对宋学的反动,而不提清学对宋学的继承。在这本《简史》中,冯氏又专辟一节,取名《(清学)对于新儒家的反动》。如是说:
在清朝......在新儒家(指宋明理学家)的反对者看来,新儒家之害甚于佛、道,因为它表面上符合原来的儒家,更容易欺骗人,从而把人们引上邪路。 由于这个原故,清代的学者们发动了“回到汉代”的运动,意思就是回到汉代学者为先秦经典所作的注释。他们相信,汉代学者生活的时代距孔子不远,又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因此汉儒对经典的解释一定比较纯粹,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于是,他们研究了浩繁的汉儒注释,都是新儒家所摈弃的,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汉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在《简史》中,冯友兰专提清学对宋学的反动,而不提清学对宋学的继承及发展。最后还说“在哲学上,汉学家的贡献微不足道”。从先前的《清代道学之继续》,到后来的《对于新儒家的反动》,冯氏思想的流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详见本人小文:《重读经典|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说起》
▶ 模棱两可之处
冯友兰在解说《孟子.尽心章》的的时候说道:
万物皆备于我......等语,颇有神秘主义之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简略,不能详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实际上,就冯氏在哲学史上的造诣来看,是能够对此解说一番的。未必能定一健硕的自家之言,但定能就此引出两三大家之言,以资读者。因为“万物皆备于我”在宋明理学的程朱系和陆王系那里都有解读,而且对此话的解读可以就此区分宋明理学两大主流之间的分殊来。
朱熹这边,在《孟子集注》中则这样说: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无一步具于性分之内也。“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乐,音洛。诚,实也。言之诸身而所备之理,皆如恶恶臭,好好色之实然,则其行之不待勉强而无不利矣,其为乐孰大于是。“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上声。强,勉强也。恕,推进以及人也。反身而诚则仁矣,其有未诚,则是犹有私心之隔,而理未纯也。故当凡事勉强,推己及人,庶几分公理得而仁不远也。此章言万物之理具于吾身,体之而实,则道在我而乐有余;行之以恕,则私不容而仁可得。
——朱熹《孟子集注》
朱熹注解《孟子》谓其“万物皆备于我”是要说个当然之理(“此言理之本然也”),但究竟是个什么当然之理却未能详。只是在“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中,朱熹暗示这种当然之理似乎是自然之理、天之理,要人“反身而诚”(躬省自己而顺天理)并“强恕而行”(推己及人然后行)。不过朱子后来说"此章言万物之理具于吾身,体之而实",实际上构造了一个不太彻底的一元本体论:万物之理虽在吾身,但尚需“体而实之”。所以朱熹说的“吾身”倒显得是一个“虚”的肉身。
陆九渊这边,他的弟子朱济道说:我之前杀伐果断(“前尚勇决”),后来跟着老师你学习了,反而变得优柔果断,害怕做错事被惩罚。陆九渊则勉励他:
请尊兄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久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
——陆九渊《陆九渊全集》
同样是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陆子和朱子所用则大不同:朱子说“万物皆备于我”,但最终是要人“应万物”、“顺万物”,总之人是被动;而陆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却断无人被动之说。陆子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是要人不羁而发,无所顾忌(四个“自然”)。陆子之话倒有几分万物都会顺着我来的意思(所以陆子还有“六经皆我注脚”之语)。在后来的王阳明那里,这种作风依然不减。阳明曾有诗作“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一种随心所欲的、对人性的自信蕴含其中。陆王系这种近乎于狂禅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程朱系发乎精微、克己复礼的夫子作风大不同。
详见本人小文:
《<哲学交流>第4期: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说理、心分殊(之一)》
《<哲学交流>第4期: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说理、心分殊(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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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抛开人品上的判断而言,冯氏的哲学造诣还是极高的。
个人对冯氏的两本哲学通史的看法:《简史》可入门,《哲学史》则在于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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