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一生唯东坡 留得生前身后名（一）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首诗可以说这是东坡先生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写于他晚年遇赦北返的途中，先生游览金山寺，看到了十年前画家李公麟为所作画像，颇多感慨，于是写下了一首诗，名字就叫《自题金山画像》。寥寥几语，既可以认为是他的自嘲，另一方面，我们更可以看出即使面对这样的坎坷人生，依然不失其志，旷达自任。那么究竟这位天才为何会有如此境遇呢？按照我们的理解，一代大才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呀。当然真实的历史情况肯定是纷乱复杂，尤其是涉及错综复杂的政治与人物关系，因此本文试作浅析。

生于斯世

东坡先生生于景祐四年仁宗年间，四川眉山，应该是公元1037年，卒于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生历五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到徽宗，可以说是北宋盛极而衰的五朝。仁宗一朝可以算得上北宋的顶峰时期，也是宋朝最为和平安定的四十年，边无战事，甚至在听到宋仁宗殡天的消息时，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内有良臣，大家所熟识的宋代名臣名士欧阳修、晏殊、范仲淹、韩琦等都活跃在这一时期。在此相对宽松以及和平的环境下，人才辈出也是有其背景原因的，幸运的是，东坡先生就是成长在这一大环境下，受到时代的浸润与熏陶。

水调歌头

天纵英才

可以说，苏轼年轻时简直就是“开挂”。家学渊源，父亲苏洵，老泉先生，弟弟苏辙苏子由，父子三人合称“三苏”。仁宗嘉祐二年，试礼部，以《刑赏忠厚论》得到欧阳修赏识：“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修更认为，苏轼必能接替自己成为宋代文坛领袖。正是人生得意时，似乎光辉的仕途大门已经为他敞开，然而，不幸却突然降临，没多久，苏轼因母亲去世而回家丁忧。其母程氏，与苏轼感情至厚，从小母亲亲授以书，还留下鼓励苏轼的名言“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这里说的是《后汉书》中的忠义之臣范滂。

后出仕为官，从中央的秘书阁起草文书，又到基层地方锻炼，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可以说机会甚多，而在此期间，其政治观点已经慢慢开始形成，可以概括为执政为民。这种民本思想也是他在政治风波中一直难容于当政者的重要原因。

        英宗赵曙继位后，久闻其才，想把苏轼调回中央，进翰林院，这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可以说是前途无限的差事，宰相韩琦认为“轼之才，远大器也”，怕擢升太快招来非议而反受连累，建议皇帝慢慢培养，循序渐进，使名配其位。可以说韩琦对苏轼爱护有加，用苏轼自己的话“公可谓爱人以德”。于是苏轼进入了直史馆继续锻炼。不测风云再次来袭，其父老泉先生此时去世，双亲皆亡，实在是人生之痛，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正是如此。

        苏轼再次丁忧期间，在位四年的英宗皇帝不幸于1067年英年早逝，享年三十五岁，承继大统的是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赵顼。与英宗承继仁宗治国理念，仍旧重用老臣不同的是，新皇帝意气风发，建功立业之心正盛；而且此时，北宋王朝已立国百年，承平日久，其积弊也日渐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冗”—冗兵、冗官、冗费，表面盛世的赵宋官家几乎不堪其累。仁宗朝时矛盾就已经相对尖锐，改革之事在朝堂不断被提起，然而由名臣范仲淹、富弼发起的“庆历新政”不足一年就以失败告终。为了王朝的继续繁荣，锐意进取的神宗皇帝决意推行改革，重振王朝雄风，特立独行的改革家王安石得到神宗的青睐，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变法运动，庙堂上的朝臣完全撕开了表面的和谐景象，宋朝也因此逐渐陷入了万丈深渊，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也因此次变法而改变了发展轨迹。历史就是这么偶然，然而细究之也有其必然性。国家命运尚且如此，苇草一般的个人又岂能安然无恙？无论当世还是后世怎么评价王安石变法，我们的东坡先生的一生命运却是不可避免地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此插叙一桩史事：英宗皇帝还是藩王的时候就仰慕苏轼之才，所以甫一上位，就想提拔年轻的苏轼，于是有了上文中识人之明的韩琦与英宗的对话。我们可以推定，日后苏轼必定能拜相秉政，可惜的是，天不假年，英宗在位仅四年就不幸崩殂。而有趣的是，改革派的神宗皇帝也是在潜邸的时候就久慕王安石之名，因为王荆公治理政绩卓著，且早在仁宗嘉佑年间就曾上万言书请求变法，他的一些变法措施在地方的实施效果颇为不错，但多次拒绝中央征召，最终被神宗从地方长官调任中央主持变法大局。所以说历史就是这么巧合。然而历史无法假设，如果英宗能有足够在位时间，历史应该是另一番模样，现在留给后人的只能是无限遐想与空余叹。

坎坷命运

变法之争

神宗熙宁二年，苏轼丁父忧后还朝。此时已是王安石执政，这位人送外号“拗相公”半山先生并不喜欢别人议论自己，尤其反对自己的变法。而苏轼决不是一个能独善其身的好好先生，他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实际上，他并不是反对改革，而是认为改革应该切实可行。在与神宗的奏对中，他一针见血指出，“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变法的首要是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当前新法太过激进，可能结果会适得其反，神宗虽然之，却没听从。苏轼在自己掌管的考试院，利用进士策问时出题，以“晋武帝平吴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效果相反”作为题目，反讽王安石变法独断专任，可能招致失败。王安石大怒，东坡先生倒也识相，请求外放，做了杭州任通判（相当于知州副职），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前文也提到，苏轼在初为官时就以执政为民为己任，虽然在中央已经无法阻止变法，但到了地方还是设法使这些法令有利于百姓，“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三观”正，成绩自然不俗，于是苏轼开始了宦游各地的生涯，先后担任了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地方长官任上，平暴卒乱民事，治水患，以民为本，政绩斐然。

乌台诗案

再徙知湖州，按道理，臣子要上表答谢皇帝的恩命，可苏轼毕竟不是寻常人，在上表拜谢的同时，虽不敢直言新法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于是就写诗托讽，文学青年嘛。但他实在高看了新党一些成员的人品（王安石用人确实是不怎么样，新法很多内容就毁在这些宵小之手），低估了文人寻章摘句罗织罪名的险恶之心，他的祸患就此而来。一场声势浩大、名震朝野的“乌台诗案”骤然席卷而来，又因涉及党争，苏轼反对新法而被视为旧党，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化。几经波折，苏轼几乎丧命于这场文字狱。朝中无数大臣上书求情，已经罢相的王安石也劝神宗圣朝不宜诛名士，这里也可以看出，王安石与苏轼的分歧只在政见，私下里他们仍然是好友。甚至仁宗皇后、现在的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另外宋太祖赵匡胤曾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在多方干涉下，偏执的神宗皇帝终于怜之，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总算以此告终。

寒食帖·天下第三行书

贬谪黄州

毋庸置疑，这场政治风波是苏轼的一生转折。黄州岁月，《宋史·苏轼传》中记述可以说极为平静：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我不禁想起来同样因改革被贬谪的另一文坛巨擘——唐代柳宗元柳子厚先生，两者同列唐宋八大家。其永州八记中抒写了自己贬谪时的心绪“自余为僇人，恒惴栗”，我想苏轼初到黄州时必定也是此种感受。死里逃生，虽然有惊无险，然而这种剧变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适应，从他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也能体会其寂寞沙洲冷的落寞与无奈感。于是寄情山水也成了他的一项排遣之法。此人生大劫，一般人都无法承受，历史上因遭遇此类变故很快就郁郁而终的人不绝于书。然而，苏轼就是苏轼，短暂的消沉后，便开启了人生的宏大新篇章，一篇篇巨制在黄州这座小城横空出世，《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赤壁赋》、《后赤壁赋》，既有豪迈的大江东去，又有看透人生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更从深邃而广阔的宇宙思考人生：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超然物外，达到精神解脱。此时的苏轼，让我想起来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洞穿世事，随心所欲，唯我心光明，夫何外求。

参考文献：

1.《宋史》苏轼传、王安石传、司马光传等

2.《苏东坡传》林语堂

3. 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