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榖文明宋元明时期的文化脉络
古榖文明宋元明时期的文化脉络
古榖文明宋元明时期的文化脉络
“浙东之学”：源头在婺州
明代南直隶人、被誉为“冮北四子”之一、先后出任过金华知府、山东学政的赵鹤有言：“由有宋建炎逮皇朝成化几三百年，而海内之文，萃于金华矣。”
2018 年浙江省高考作文素材提到“浙学”，在我看来，所谓“浙学”主要是“浙东之学”，“浙东”指的是钱塘江以南包括金衢、宁绍、丽温及台州这大片的土地，“浙西”则是钱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地区。
东莱吕氏为吕祖谦，濂指濂学（周敦颐，又称濂溪先生，其学问称濂学），洛指洛学（程颢、程颐，河南洛阳人，其学称洛学）。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道：“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元公即周敦颐，二程指程颢、程颐兄弟。
吕祖谦建立婺学体系，他所承继的是宋代周敦颐初起，二程作出重大贡献的理学思想。后世称朱熹为理学之集大成者，而在吕祖谦兴“婺学”之际，他是与朱熹一同承接濂洛之统、不分著微的同道中人。
吕祖谦完成吕学之建树，清代宁波籍历史学家全祖望先生认为“是时天下学术分为三家：朱学、吕学、陆学（陆学乃陆九渊之心学）”。全祖望认为此三学：“门庭路径有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朱、陆之间的学术分歧显著，而当陆九渊有一次面圣之机会，朱陆两人却能平心静气地在钱塘驿相商面圣对策数日。而朱、吕共同撰就《近思录》，朱熹两次将儿子托付给吕祖谦教学。朱熹最终的集大成一是得益于前人的研究，同时又得益于同时代同志间的声应气求及往复切磋。
“浙东学派”是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陈亮之永康学派、唐仲友的“说斋之学”，叶适集大成的永嘉学派，包括“甬上四先生”之学的综合称呼，这是指南宋乾淳年间。明代有王阳明之浙东心学，明末清初及清代有黄宗羲与全祖望之浙东史学。所谓浙东学派乃以地域定名，学问并不趋同。
就婺学而言，有吕学而有婺学，但吕学与同样以地域冠名的婺学不能混淆，因为婺学在当时还有另二位比较重要的人物陈亮、唐仲友，他们的学问与吕祖谦之学的差异甚大。本质上远远大于吕学与朱学之间的差异。
“说斋之学”当时之影响就相对小，同时期人数众多的理学家群体相互间的书信往来频繁，唯缺少与唐仲友的交流。到了后世，“说斋之学”的影响更可谓微乎其微。清代宁波籍历史学家全祖望先生曾阐述唐仲友不与人交往，特别点出同为一乡人的唐仲友与吕祖谦（吕、唐二人都居住于金华城内）却也无一信往来。这与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陆九渊的频繁书信往来形成鲜明对比。
陈亮的学问特点鲜明，其学因地域关系既归入婺学，但又单立为“永康学派”。若说儒学的整体是“经世致用”，陈亮的学说则稍失“中庸”，走到了追求当下，不顾及长远与整体的“事功”一途上，陈亮激奋时曾喊出了“功成便是德，事成便是理”这样的话。陈亮的祖父殁于靖康之变，国恨家仇使得陈亮成为最为坚定的抗战派，所以他与辛弃疾可以一见“钟情”，引为同志，他倾注在“恢复北方”雄略上的精力是最多的。作为一个朝代，其实需要多个方面学问，但吕祖谦与陈亮的学问不同向度是客观事实，吕祖谦思想中的“经世致用”承接于孔孟、濂洛，其重史是经史互参，与“事功”相去甚远！他曾经总结过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中心思想是应该先“内圣”后“外王”，这与陈亮的“功成便是德”的“骤欲更张”是不是背道而驰呢？
除却吕学被列为三学之一，吕祖谦创办的“丽泽学院”也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学院一起被列入南宋四大书院。其中，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南宋重建，与张栻、朱熹相关；象山学院是陆九渊创建。靖康之变导致北宋政府所藏的文献被毁被掠，而先于战乱便已定居金华的吕氏家族的丰厚文献，亦是浙东之学兴起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吕祖谦在当时理学同志中的地位，也吸引了诸如张栻、朱熹这样天下一流学者来到金华布道。
“浙东之学”的源头在婺州，最关键的人物为吕祖谦。吕祖谦对于金华文化来说有多重要？明代进士、金华学人戚雄有概括：“粤惟东莱实为吾郡之鼻祖，山川清淑之气因之而始钟，千古道学之源因之而始浚，朱张大儒因之始游其地，中原文献因之始广其传。”（戚雄《重修丽泽书院记》）
东南三贤：稀世之真儒，古今之益友
南宋，大片的北方领土被异族占领，南宋的实际控制区域就是东南一隅，东南三贤就是南宋鼎足而立的三位典范。
三贤定位区别于三学，人物以张拭赞换了陆九渊，加上朱熹与吕祖谦。从学术角度而言，陆九渊的心学虽同归圣门，但其心即理，顿悟的理念与东南三贤承接濂洛，强调通过不断学习渐悟的理念差异甚大。
张栻是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张栻为南宋名相张浚之子，先从家学，再从胡宏，接受两程思想，对于张栻的学术影响，黄宗羲评议“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朱熹数次前往相会，其中一次，历时两个月，朱张之切磋辨论，被冠以“潭州嘉会”之名，与“鹅湖争辩”不同，三贤在总的方面乃声应气求，张栻与师友学生之信件往来，其中与朱熹与吕祖谦的占了几乎一半（见《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朱吕之间共编了《近思录》，此书内容为周敦颐、张载、二程语录，吕祖谦选作丽泽两种教材之一，朱熹践行孟子的“易子而教”，将长子两次托付给吕祖谦。吕祖谦在三人中最年幼，小于朱熹七岁，朱熹脾气偏“刻厉”，偶有教训口气责吕祖谦之过于包容。张栻与吕祖谦曾于严州共事，张为府守，吕主管教育。两人前后脚来到临安，住同一条街，过从甚密。祖谦年少张栻三岁，吕祖谦在写给朱熹的信件中，称张栻为张丈。
东南三贤朱偏重四书，吕兼顾史学，但他们同为理学佼佼者，乃一条战壕中的战友。
明代金华学人戚雄定义三人为：“希（稀）世之真儒，古今之益友。” “其所舆论难，皆圣贤精蕴所期许，皆继往开来之责。”同时“其出处、去就不必尽同。”出处指师从，去就指学术指向。（《重修丽泽书院记》）
可惜张栻、吕祖谦都只活了40多岁，张、吕在世未能完成的，朱熹在之后二三十年继续努力，加之朱熹做学问方面的超群能力与刻苦，所以最终三人的学问以朱熹为最，“四书正学”“援释入儒，回归孔孟”“道尊于势”都由朱熹为最后之完成者，言其“集大成者”而不妄。
婺之四先生：朱学嫡脉，理学正宗
吕祖谦为婺学第一个高峰，但随着吕氏兄弟的相继去世，丽泽书院也陷入沉寂，婺学式微。
机缘巧合，何基的父亲出任江西临川县丞，而知县为黄干。黄干是朱熹的高徒，为朱熹赏识而将女儿嫁之。黄干的学问让何父彻底信服，何基的父亲令两个儿子拜黄干为师。 探求义理，是要解决国家方向性问题，是关乎于“道”的顶层设计问题。这与清代考据是两码事，考据的功夫可以着眼于一事一物，而以义理为重时就要比较前人的学问，选取最优的以发扬光大。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是递相传受的师生关系，史称“北山四先生”。他们的抉择是承接先贤吕祖谦关注国家命运、注重孔孟之道濂洛之学，维护、阐扬、传播朱熹先生的“四书正学”。明代重臣商辂在“敕建正学祠记”有一句定义：“四先生东莱吕成公之乡出，紫阳朱子之后，观感兴起，探讨服行，师友相成，所得多矣。”
黄干所传朱学，原分三支，但“北方一脉，重考据而轻义理。江西一脉，则杂染象山心学。唯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由黄宗义、黄百家、全祖望三位大家前后续成，这个结论说明朱学之正溯在南宋中后期及元代为北山四先生一脉传承。
朱熹晚年受奸相韩侂胄迫害，其学问根本无法传播。宋末汉人政权风雨飘摇，元代则是异族统治，而朱学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不仅未湮灭，并传播到朱熹在世时也未能传播到的北方（因早已为异族所占领）。明初，理学得以重兴，并逐渐影响整个东亚。
归有光先生《浙省策问》云：“朱子门人，黄干为最，何基师事干，得闻渊源之义。王柏捐去俗学，从何基。基告之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其后许谦学于履祥，其学益振，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自基以下，学者所谓婺之四先生，以为朱子正适者也。”这段话一是强调了四先生学问的属性，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何基学问的精深。王柏原先慕孔明号长啸，三十九岁始见何基，一见之下便与自己的过去切割。之后又引荐自己的学生去拜见何基，何基得之于黄干的朱子嫡传，是有何等的魅力？
婺学的复兴，何基是首庸，王柏乃宗师，金履祥为干城……四人生前都曾著书多种，如王柏便有92部之巨。四先生行文风格各有特点：“北山如良玉温润，鲁斋如明霞丽天，仁山如金刀切玉，白云如和风被物。”
古人为学以纯正为尚，如一陷于驳杂则学问便打折，自韩愈开始，朱熹终成的道统强调“道”的一脉相承。北山四先生思想承接周、张、程、朱，故而他们的波澜意度不失前辈的规矩法度，主要着力处则是怎样发挥朱子四书之学，推而广之。何基曾有言：“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可多起疑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
推广朱学之力可以王柏为例，一著书，二授徒，由于学问精深纯粹，在蔡杭知婺州时，被骋为丽泽书院山长，王柏“精生员之选，增养士之田，条例规划，创制器服，广置书籍……气象焕然一新”。赵景伟知台州，聘王柏为上蔡书院堂长，王柏在上蔡“敷扬经旨，精粹纯白，听者悚然，意融心服，虽乡之耆徳，亦执弟子礼来谒。远近闻风，莫不意动”。
明代章一阳先生在《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溯源》中，对四先生的贡献有一句定评：“孔孟未发奥得朱注而朗于日星，朱注之未尽意义又得四先生阐明殆尽。”全祖望亦言：“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
汉学又称经学，重点在五经，经之难容易走偏。也因此，宋代理学家转为子学，首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就是关乎人的修养，关乎人伦日常的学问，朱熹前后延续四十年为四书作注，临去世前一日仍有修改。四先生尽心竭力对四书正学作进一步阐释、精心维护、著书讲学之传播，四书正学方得以深入人心，才能成为显学，进一步而成为官学，成为影响后世的主流思想，在倡导回归传统的今天，回归就要还“四书正学”本来形象。
编辑有《五先生正学篇》与《金华文统》二书的明代金华知府赵鹤认为，金华文化有三变：一变南朝初唐刘孝标、骆宾王诸君；二变范浚、吕祖谦、陈亮之婺学；三变乃四先生之正学。“羽翼考亭而上接濂洛粹乎出于正矣”“文之变至是极矣”，四先生齐齐入祀孔庙即源于此，小邹鲁的称誉也源于此。
金履祥十六岁补为郡庠生，十八岁考中侍补太学生，但其后稍晚被王柏引见给何基，得教导，知“为往圣继绝学”重于科业。王柏说：“决不误人之天下国家，决不误此身而负此生。”这是四先生对于国家的担当与对自己的负责精神，四先生皆甘于平凡，认为“阐圣学、淑人心、扶世教……不为虚往。”
婺学复兴的核心内容为“四书正学”，这之后的元、明、清代，金华学人都恪守其正，并由文髓扩至文澜再及艺术领域。
婺文化：根深叶茂文澜壮阔
《宋元学案》中：“而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
四先生得朱子之学髓，是言四先生继承、阐扬的是朱熹的性理之大学，关乎于道的义理之学。元明时期婺学有建树者为数不止四人，如元代的黄溍、吴莱，明代的王祎、章懋等。如果说学髓专注于“道”，专注于义理，文澜则是以道为内蕴的延伸，先至词章。
浅解如下：池塘起波澜，是因为有人往池塘中心投入了石块，其掀起的波澜一圈圈外溢，直至池塘的四围。金华文化的核心在吕祖谦，在何王金许，五先生为金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是掀起波澜的原动力。
以“四书正学”为核心内容的婺州后继学人可以不必如四先生那样的专注，因为“四书正学”已经是显学与官学，他们有时间精力用一种“文以载道”的方式掀起文学之波澜，这里并不是说四先生不写诗，不涉词章，只是孰重孰轻而已。后续者也并非不注重于“道”的学问，放弃义理，实际上是在做大学问的前提下有了相对多的时间精力来旁渉，何况他们的词章内蕴依然是“文以载道”的！
元代兰溪人吴师道，元代至治元年进士，字正传，其《七月十八日出郊外抵昭潭沿道观虫食松叶尽枯感赋》：“县南县北几百里，沿道苍松半枯死。毳虫无数枝上悬，食尽青青成茧子……更说飞蝗西北起，救灾无策空自磋，谁能为挽天河洗？”读此诗赋乃如读杜甫之诗，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冲击读者，让你对民间的疾苦感同身受。作者着文著诗的出发点是：“要皆依据义理而切于日用之实”（《张文忠公云庄家集序》）。明初宋濂之《送东阳马生序》，表面是在赞扬一种刻苦读书，在精神上与朱子的“道问学”，倡导通过持续不辍的读书来达到遵德性是隼接的。吴师道的《易杂说》《书杂说》研究的是五经，他的《敬乡录》编辑婺州前贤文章，都关乎义理。
朱熹为四书作注，就是为确解与普及，让皇帝看得懂，使能“得君行道”，让民众看的懂，欲使“民风淳”，四先生则进一步阐述，为让“四书正学”成为大众皆知的学问。而后继者的扩展，延伸到文学领域，也是一种普及。使得“渊乎浩哉，由有宋建炎逮皇朝三百年而海内之文萃于金华。”（《赵鹤·金华文统引》）
五先生的学问乃关乎天下命运的学问，可谓之大学。而这之后的文澜所及虽然是蔚乎盛哉，却有一种时移境迁，渐次归于平淡的趋向。 朱一新先生异军突起，成了自吕祖谦之后，在探索之道上与吕祖谦最接近一个金华学人。
朱一新先生是义乌朱店人，生于1846 年，先就学于丽正书院，再就学于杭州的沽经精舍，前者重科试，后者重乾嘉考据。然而，一新先生的学问却逆当时潮流转向宋学，眼光波及全球，一反当时流行的小学与词章，而是以义理为重，矢的是应对西方文化，朱一新先生“无邪堂问答”被陈寅恪先生定义为其祖（陈宝箴）其父（陈三立）在湖南推行改良的思想二源之一。他的思想内涵可用其一句话概括：“义则百世所同，制则一王所独。”前半句强调的是要坚守中国文化之根本，后半句是要适应世界潮流进行改革。如果深入理解，那么晚于“无邪堂问答”面世的“劝学篇”（作者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纲领的内蕴，其实都没脱离朱一新这一核心思想。
朱一新彰显了婺学强大的生命力，在文化转折的关键时刻，在儒学需要因时而新之际，有关乎天下命运的思想家产生。朱一新学问的研习方向已与五先生有异，王元化先生认为，朱一新是他所处时代最了解西方文化的人之一，朱一新的学问更能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但他们的精神一致。朱一新任监察御史时曾上折，请求将范浚与章懋从祀孔庙。朱一新先生是自吕祖谦之后，在探索之道上与吕祖谦最接近的一个金华学人。
尖峰山 施明德 作
2018-9-27 1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