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特种兵与越南女俘的故事

文｜陆霖

01

用中国传统表达方式来说，澳大利亚特别空勤团（简称SAS）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特种部队。

澳军特别空勤团的前身，源于二战时期对日军突击作战的独立分队。譬如大名鼎鼎的第二独立突击连，曾创下以40人阵亡的微小代价，袭扰和牵制日军两个师团长达一年之久的突出战绩。

越南战争期间，澳军SAS配合美国盟友，专事在原始丛林中对越南游击队发动神出鬼没的突袭，成为北越人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将这支特种部队称为“丛林鬼魅”。SAS先后共有580人在越南战场上服役，与敌方交火398次，约击毙500余名越共游击队员，自身伤亡则不到10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SAS重点执行国内反恐防暴、人质解救等内卫任务，成为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反恐精英部队。SAS成员曾经骄傲的声称：“除了名气赶不上英国特别空勤团，我们哪一方面都不比他们逊色。”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自2010年4月开始，澳大利亚特别空勤团的名声突然一落千丈，国内舆论对他们评价发生了颠覆性反转，从“英勇善战”、“人道主义”变成为“不可思议”、“野蛮残忍”。

这一切的发生，跟一个年青的越南女人有关。

02

1966年10月，澳大利亚特别空勤团特遣队总部所在的土山基地，侦测到一个持续活动的神秘无线电信号，据判断可能是越共间谍使用电台，这引起了澳军的高度警觉。

土山并不是一个标准的行政地名，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它位于越南头顿省巴地市郊外的丛林中，是澳大利亚参加越战特种部队的秘密营地。为了保密需要，基地周围2.5英里范围内的居民全部被清空。如今，在秘密营地附近居然出现了越共游击队的秘密电台，这对于有着反丛林游击战专家之称的SAS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嘲弄。

基地司令官奥利弗·杰克逊准将下令追踪并摧毁这个秘密电台。

1966年10月22日，SAS第六营B连派出多个特遣分队，根据侦测的无线电信号源方位，展开了地毯式搜索。在山区茂密雨林中，搜索任务既危险又艰苦。

搜索进行到第三天下午，在一个名叫岛亭山的地方，一处越共游击队秘密营地终于被发现。处于前敌位置的第六排特遣分队立即发起了第一轮攻击。在他们完成行动撤离后，接替的第五排特遣分队在排长约翰·奥哈洛伦中尉的指挥下，发起了第二轮攻击。

游击队难以抵御特种兵猛烈的火力和训练有素的冲锋，不得不放弃抵抗。随着越共撤离的枪声渐行渐远，奥哈洛伦中尉率部小心翼翼的进入营地，在一棵大树下，他们发现了电台天线：一根铜质电缆从树梢垂挂下来，延伸进入一个岩洞内部。

特遣分队迅速包围了山洞，两个士兵凯利·鲁尼和迈克尔·伯切尔冒着生命危险，一跃进入的阴暗的石洞里。他们没有遭遇抵抗，却发现了此行的终极目标：一部甚高频无线电台。

特战队员沿着一条狭窄的岩石裂隙继续向前搜索，又发现了一个越南女人。他们惊异的看到，这个女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隐藏自己，想要躲过敌军的搜索。她伸展四肢支撑住身体，后背紧贴岩洞顶部，像蜘蛛一般盘在洞穴上方。士兵们逮捕了这个惊惶失措的年青女人，她被拖出山洞的时候，已经吓得呆若木鸡。

五排特遣分队人数不多，由正副指挥官、侦察员、通讯员、医务助手组成，他们不敢在敌方频繁活动的丛林里久留。奥哈洛伦让士兵用绳索捆住女俘的双手，带着她向基地转移。出发前，中尉用手势比划着警告她，一旦遭到越共袭击，首先被打死的就是她。

回程十分艰苦，他们需要翻越好几座山头才能到达基地。特战队员经过几天风餐露宿，已经疲惫不堪。而越南女人情况更加糟糕，她双手被捆，个头不足5英尺，而特种兵都是身高超过6.2英尺牛高马大的壮汉，她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跟上他们的急行军。士兵们只好放缓脚步，拉着她跌跌撞撞的在丛林中穿行，遇到险峻的路段甚至得抱着她走。

越南女俘显得很配合，士兵们对她也很友好。他们尽可能满足她的要求，在需要方便时为她松绑并避开到一旁，在休息时给她东西吃。奥哈洛伦中尉认为，虽然她是敌人，但也是一个十分年青的、讨人喜欢的女人。

夜幕降临后，他们经过一夜的艰苦跋涉，在拂晓前到达营地。中尉让士兵把一些食物和药品给越南女人带上，将她交给总部翻译彼得·巴勒姆之后，就回去睡觉了。

03

彼得·巴勒姆来自澳大利亚的马里伯勒市，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是一个极具语言天赋的学生。他能说几个国家的语言，包括越语这样的小语种。他参加了陆军部队，但不是特别空勤团的成员，SAS基地把他作为语言专家借调过来协助执行特殊任务。

巴勒姆证实，当女俘被带进营地时状态良好，表情平静，显而易见，士兵们在抓住她之后，给了她良好的待遇。

巴勒姆把越南女人带进一个帐篷，这是基地的办公室里一间，摆着办公桌椅和两条长凳。翻译给女俘松了绑，开始了最初的询问。

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里，巴勒姆从越南女人口中得知，她叫苏氏芮，23岁，参加过越共。但她说自己既不是间谍，也不是报务员，而是一名护士。巴勒姆相信女俘的话，认为她不是一个间谍。

天很快放亮了。清晨时分，SAS准尉肯·博兰带着一名士兵走进帐篷，开始了对苏氏芮的正式审讯。他们要求她交代其间谍身份、密码等相关问题，但她宣称对这些一无所知。由于审讯无果，博兰准尉变得十分暴躁，他开始对女俘大声吼叫，用拳头殴打她。苏氏芮尖声喊叫，但拒绝招供。

博兰准尉换了一种方式进行拷问。他们把女俘的双手绑在背后，把她按在一条长凳上，用一块浸湿的毛巾捂住她的面部。女人的呼吸变得十分艰难，当她用力吸气时，士兵就往毛巾上倒水，冷水持续不断进入她的肺部。

每倒一阵水，他们就拿掉毛巾进行讯问。女俘痛苦的咳呛着，喷吐着水沫，但仍然什么也没说。于是，拷问又继续下去。

“他们并不擅长刑讯，但水刑至少持续了半个小时，我感到恶心，但我不能离开帐篷，因为我是翻译，我不得不转述她在拷打时所说的话。”巴勒姆这样回忆。

陆军翻译并非初次目睹残暴行为。SAS基地让他执行的特别任务，就是在让他常驻基地附近的一个南越侦讯机构——10号分部，那里源源不断转送来大批北越俘虏。巴勒姆的任务就是守在审讯现场，记录下囚犯受刑时吐露的所有情况，筛选出对SAS可能有用的信息，传回到基地总部。

巴勒姆经历了4个月这种地狱般的生活，他每天都要守在施刑者和受害人旁边，这对他不啻是一种痛苦精神折磨。他从不愿意对别人讲述那些残忍的场面，即使多年以后面对媒体，也只是委婉的说：

“如果你能把想像力发挥到极致，想出一切人的头脑所能想到的、人的肢体所能做出的残暴行为，也许可能接近那些南越人所干的、我所看到的真实情况。”

巴勒姆极其厌恶暴力，面对那些残暴成性的南越打手，他只能这样宽慰自己：越南人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因此他们有权在审讯时任意杀人。

但是在SAS基地，面对澳军酷刑拷问一个越南女俘，同胞的残忍行为对他造成的伤害更大。他一向认为澳大利亚是文明世界的一员，又是《日内瓦公约》缔约国，他们所做这一切不仅不道德，而且是一种犯罪。

在拷问中，博兰准尉要求巴勒姆用越语告诉女人，如果她再不招供，他们下一步就会拔掉她指甲，用棍子捅进她的嘴巴、鼻孔、下身以及其它地方……，总之，他们会用一切能想到的、让人感到痛苦不堪的方法来对付她。这使得女俘感到十分恐惧，也让巴勒姆痛感自己同胞和那些野蛮的南越刽子手几乎没有区别。

虽然博兰准尉和他的助手使用了威胁和酷刑，但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

噩梦随着总部参谋亚历克斯·派珀少校的到来而终结。

“当我走进帐篷时，对行刑的场面感到震惊，我命令他们立刻住手。” 派珀少校回忆说。

少校不希望这些不光彩的情况传出去。他决定中止审讯，把女俘移交给南越人去处理。他们给苏氏芮松了绑，让她平静下来，并给她拍了许多张照片。在把她押出帐篷之前，他们没有忘记将她受刑时弄乱的头发梳理整齐，但被水淋湿的衣服却一时干不了。

押解任务仍然由六排执行。

1966年10月25日上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奥哈洛伦中尉美美的睡了一觉。昨天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心情好极了。他带着自己的士兵来到帐篷门口，押走了那个越南女人。

奥哈洛伦中尉没有注意女俘萎顿的神情，也没有注意到她浸湿的衣裳。在把女俘押上军用吉普之前，中尉用一块黑布蒙上了她的眼睛。吉普车随即启动，向直升机备降场疾驰而去。

奥哈洛伦中尉绝对没有想到，此地一别，自己竟然会在35年后再次见到这个女人。

04

很快到了1966年底，在SAS军营里虐待女俘的事件似乎已经被人遗忘。

尽管陆军翻译彼得·巴勒姆曾经找过上司，声称要揭发这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但是指挥官知道，语言专家在南越人主持的特情单位里经受了太多的刺激，产生这种过激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经过耐心疏导，巴勒姆最终放弃了这种威胁。

为了万无一失，巴勒姆的任务提前结束，他很快启程回国，参加军方组织的业务培训。

但是到了1967年，事件却又死水微澜。有3名澳大利亚记者声称，他们手头掌握了某些对一个越南女俘现场审讯的资料。这3个人是《墨尔本先驱报》记者约翰·索雷尔，APP杂志记者杰弗里·莫雷，以及自由摄影师加布里尔·卡尔佩。

杰弗里·莫雷写了一篇关于这个越南女人被捕的故事，但文中没有提到她遭受过残忍对待。莫雷说，他之所以没有写关于酷刑的事，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详实资料。

约翰·索雷尔则宣称，他掌握了1966年的那个故事的线索，但是军事审查制度妨碍了他写出这篇报道。这一说法遭到军方否认。

然而在1968年3月，美国记者兼战争题材作家马丁·罗斯在《愉悦的猎场》一书中，披露了澳大利亚士兵用水刑折磨越南平民的事件。

3个澳大利亚记者紧随其后，争相写出了关于一个越南女人遭到酷刑折磨的报道。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没人知道在审讯时帐篷里具体发生了什么。

为了顺应民众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澳大利亚媒体把这个故事作为一个本国战争罪行的典型事例广为传播，澳大利亚军队丑闻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澳大利亚政府以及军方最高层不得不介入此事。

SAS基地指挥官杰克逊将军奉命进行调查。军方暗中定下调子：审讯确有其事，但没有使用过酷刑。所有知情者被强行统一口径，不得另有说法，特别不允许涉及水刑的情况。远在本土的彼得·巴勒姆也受到警告。

事件的处理结果是，对战俘的审讯是违法的，当事人肯·博兰准尉被开除军职。

陆军部长菲利浦·林奇在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宣布，经过详细调查，没有找到任何使用酷刑证据。但对于第二天记者索雷尔写出的关于酷刑耸人听闻的报道，林奇却不置一辞，也没有对军方的抗议作出任何表态。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戈顿接受了国会质询，他声称那位越南妇女遭受水刑的说法不成立，从军方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她的精神及健康状态良好。

“但是，她的衣服有些地方给弄湿了，”一名工党议员插话说。

“是的，有点湿。我同意，”总理这样回应。

政府的暧昧和轻率的态度增加民众的怀疑，反战运动人士更是一片哗然。这似乎心照不宣地默认，澳大利亚士兵对越南女人使用了酷刑。“水刑事件”成为一个流行的神话，被解读为澳大利亚军队经常犯下的暴行。

解铃还须系铃人。关键时刻，那个始作俑者的美国人救了澳大利亚政府的驾。

1968年4月，马丁·罗斯在《生活》杂志撰文说：“我没看见……澳大利亚人使用酷刑。我写的那越南姑娘的事是根据传闻。我并不在现场……”

美国记者所说不错，但在此时发表这个声明，给澳大利亚民众的直接感受是“水刑事件”可能是以讹传讹。

一场政治风波逐渐平息。

05

1968年4月，越南女俘“水刑事件”从沸沸扬扬到偃旗息鼓之际，约翰·奥哈洛伦中尉感到一种切肤之痛。他开始并不相信，但是思前想后，他愈来愈清醒的意识到，这一切绝非虚构，而是曾经真实发生过。

奥哈洛伦中尉认为，自己对这个越南女人并没有做错什么，同胞的行为却使他摆脱不了一种负罪感。这种情绪在数十年间一直陪伴着他。

2001年，奥哈洛伦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决心再次找到这个女人。他邀约了几个伙伴前往越南。

虽然战争已经过去20多年，但越南之行并非完全没有危险。曾经有一个参加过越战的美国老兵到越南旅游，入境就被当局逮捕并处于徒刑，罪名是越战期间担任监狱警卫时迫害过越南人。

奥哈洛伦一行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们费了一番周折，很幸运的打听到苏氏芮目前生活在一个叫做长和的小村子里。

在一个多少懂一点英语的越南人陪同下，他们前去探访这位老相识。

远远就看到苏氏芮居住的破败不堪的房屋，她的赤贫使奥哈洛伦感到震惊，他心里感觉很不舒服。走进农家小院，他看到一个身材畸矮的苍老妇人，她身上没有一点自己熟悉的影子。

苏氏芮看到外国人走进自家院子，感到十分惊讶。但她很快感受到多年以前经历过的某些熟悉的东西，她用眼睛直勾勾的盯住奥哈洛伦，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憎恨。

SAS前中尉通过同行的越南人告诉她，自己就是那个抓捕并且把她送上直升机的士兵。

一阵激动过后，苏氏芮终于认出了眼前这个外国老人：他不是那个用水刑折磨自己的凶恶军官，而是曾经善待过她士兵当中的一个。她的目光瞬间变得柔和，脸上浮起灿烂的笑容。

正是从这个美丽的微笑中，奥哈洛伦再次看到了记忆中那个讨人喜欢的小女子。

由于语言沟通不太顺畅，他们的交谈比较简捷。

奥哈洛伦告诉苏氏芮，当年在岛亭山岩洞中抓住她的两名士兵，凯利和迈克尔已经不在人世，他们都于1967年在布莱比岛战役中阵亡。自己的个人生活还算可以。

苏氏芮的情况凄惨得多。离开SAS基地以后，她被送到了边和监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天遭受两次酷刑审讯。她受过种种残忍的刑罚，包括电刑和水刑。审讯和拷打她的都是南越人，不时也会有美国人守在旁边，无动于衷的看着她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一年后，她被转移到守德监狱，在那里囚禁了12个月。

她战后的生活并不顺利，曾经嫁过两个男人。

他们给了她500美元，希望这笔不多的钱能够改善一点她的贫困生活。

此后，奥哈洛伦再没听到苏氏芮的消息，也不知道如今她是否还在人世。

06

    回国的陆军翻译彼得·巴勒姆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要向媒体披露水刑事件，这是他很快被调离越南的原因。

他带着精神创伤回到澳大利亚之后，在珀斯的军营里，军方正式吸纳他加入特别空勤团，并授衔中士。

此后，他被派到维多利亚州，进入厨点军校学习。这所学校隶属于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学院，是军方的语言学校。巴勒姆参加了为期一年的汉语学习。他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因为还在越南的时候，他就开始自学汉语，已有两年时间。

毕业时，军方告诉他，作为一个语言专家，想把他派回越南，从事“心理战”特种工作。

巴勒姆拒绝再回越南，并坚决的辞去了军职。但是，在越南服役期间受到的强烈精神刺激，使他不得不借助酒精麻痹自己，这使他染上酗酒恶习长达数十年之久。

目睹越南女俘遭受水刑折磨的情景，一直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他极端厌恶暴力，但是为了国家和军队的荣誉，却不得不违心的撒谎。谎言长时间折磨着他，毁坏了他的个人生活。

这件事在巴勒姆心里憋得太久，他再也承受不起。

2010年元旦之后，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尽管自己曾经咒骂那些施刑的同胞是卑鄙者，但自己隐瞒了事实真相，长期在内心的纠结中摇摆不定，也是卑鄙者中的一员。

巴勒姆决心向媒体坦陈一切。他第一次把自己在越南的经历告诉了妻子。

2010年4月16日, 巴勒姆约见了记者并告诉他们，在1966年使用酷刑审讯一个年轻越南女人的事情上，他和两个军官对军方和澳大利亚政府撒了谎。

已经在1968年平息下去的土山基地“水刑事件”，由于当事人的自供，再度成为澳大利亚媒体的头条新闻。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说，彼得·巴勒姆曾经是澳大利亚特别空勤团（SAS）的军士，他打破44年的沉默，揭露了1966年10月间在土山基地的帐篷里，对一个年轻越南女子的酷刑拷打，他当时就在现场。

这位前陆军翻译说：

“当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对水刑案进行调查时，我们不得不撒谎，隐瞒了事情真相。我与谎言生活了44年，结果极为糟糕，它极大的毁坏我的整个生活。

“战争毁掉了一代年轻人，而他们也象我一样，毁掉了别人的生活。一切都是伤害、伤害，最后还是伤害。战争改变了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易怒并具有暴力倾向。对我而言，则试图在酗酒中忘却战争的创伤。

“我很高兴在多年之后，终于说出了事实真相。

“我与谎言一起生活了44年，今天终于结束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

2010年4月18日，在彼得·巴勒姆向媒体披露事实两天之后，SAS前中尉约翰·奥哈洛伦也向媒体讲述了他抓捕苏氏芮以及在2001年再度探访她的情况。

“我们给了她500美元，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因为在那时，我已经听说了她的故事，在特遣队基地，她遭受了我们当中极端分子的水刑折磨。”

也就在同一天，居住在弗雷泽海滨的前SAS六营B连下士罗宾·琼斯向媒体证实了他的老排长的叙述。

“我们听说她遭受了酷刑，当时我们都不相信。这不像澳大利亚人的作为，那种事不是我们这样的士兵做得出来的，我们当然要和敌人战斗，但决不会去折磨人。”

由于巴勒姆先生的忏悔以及多名SAS老兵的指证，在一周时间里，澳大利亚军方最高层、澳大利亚政府、国会议员，包括事件当时的总理约翰·戈顿，以及他的陆军部长菲利浦·林奇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澳大利亚民众对政府公信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07

由于经历了两场与白人国家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越南妇女成为世界现代史上遭受残忍虐待人数最为众多、受害最为深重的群体。

根据北越政权战争期间披露的情况，在越南南方，有数以百万计的妇女遭受过南越独裁政权的残酷拷打。自然，北越政权不会披露自已残害女性的那些骇人听闻情况。

相比之下，发生在澳大利亚军营的一起虐待女俘事件，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我们不应该嘲笑澳大利亚人小题大作，也不应该鄙视他们的道德洁癖。这个故事的真正意义在于：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对于任何泯灭人性的犯罪行为，都应当铭记于心，都应当反躬自省；

——不论这些罪恶发生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不论来自于东方阵营还是西方世界，不论是官方政策还是民间行为，不论它们贴有何种意识形态标签……

唯有如此，才能让人道的阳光，逐步消减现实中暴戾的黑暗。

翻译彼得·巴勒姆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官正在审讯苏氏芮（资料来源于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在把苏氏芮押上军用吉普之前，奥哈洛伦中尉用一块黑布蒙上了她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