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9_贝斯特_07_新生活_6_成都新厂
2005年对于王睿奇来说,是他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年,除了他弟弟来京之外,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那就是贝斯特在中关村新建了一个研发中心。做为行业的龙头企业,贝斯特这几年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那时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市场也成为贝斯特除美国之外最大的海外市场,盈利能力也排在公司第二位。当时恰逢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再加上贝斯特本身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和看重,加大在中国的投资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
那时不但公司的投资在加大,就是中国区在整个公司的地位也格外受重视。之前中国区是属于亚太区的,在公司高层看到中国经济的无限潜力之后,直接把中国区从亚太区独立了出来,成为和亚太区平起平坐的一个区。水涨船高,中国区公司的总经理,自然也成为了整个贝斯特公司的副总裁。在中关村新成立的研发中心,只是贝斯特中国战略的一小部分,和成都工厂比起来,那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本来贝斯特在上海浦东有一家工厂,随着上海人工成本越来越高,税收政策的优惠幅度越来越小,公司早已有了逃离上海滩的想法儿,只是苦于没有更好的去处而已。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兴起,内陆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郎有情妾有意,这才有了贝斯特和成都的牵手成功。
大家都知道招商方面,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水电供应、政策支持,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结果都是致命的。环境是招商的根本所在,软实力招商最具竞争力,成都具有这样的特质,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话,“成都是一座你来就不想走的城市”。贝斯特对厂址的选择,有一套非常严格且复杂的程序,堪称选址的“教科书”。正是这种苛刻,对其它外资企业产生了标杆和引领效应。大家心想贝斯特这么大的公司都落户成都了,我们就不用再考察了,跟着他们准靠谱儿。在贝斯特入驻成都高新西区时,那里的企业还很少,但是两年后,一些企业看到贝斯特在那里,就不做可行性分析,而是直接入驻。
贝斯特落户成都,整个事件的“萌芽”还得回到2001年。当时两位神秘人士出现在成都高新区,此行是贝斯特在中国西部投资事宜的可行性考察。贝斯特无疑是一块金字招牌,贝斯特的代表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牵动那里决策层的神经,成都当然也不例外。此次成都初次“相亲”,贝斯特便有了“谈”下去的欲望。紧接着,拷问随之而来,一系列的调查提纲从贝斯特传到成都高新区。短时间内,一份份答卷由成都高新区传到贝斯特。成都与贝斯特方面由此拉开了极其愉快,但又极其艰辛的“亲密接触”。
说愉快,从因为从接触一开始,双方开诚布公,相谈甚欢;说艰辛,是因为贝斯特撒大网的选址方式。项目论证前期,有8个国家的10余个城市进入他们的视野,成都只是他们项目运作中的一枚棋子。经过全方位分析后,成都作出判断:贝斯特高层频频到访成都,这儿肯定有巨大的诱惑力。机遇稍纵即逝,事不宜迟,立即行动。
时值2001年除夕,马上就要迎来新春佳节,成都市委常委会议室却灯火通明。常委们对成都能否吸引贝斯特公司落户群策群力。当时会上做出决定,应该主动出击,马上组团出访贝斯特总部,抢在贝斯特一季度开董事会前,和他们当面洽谈,以表诚意。春节一过,由市领导带队的成都代表团登上了飞赴美国的班机,跟贝斯特公司高层会晤后,特邀公司总裁再次莅临成都。一个世界顶级企业的总裁,两次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的城市,这本身就说明了贝斯特的态度。
市领导一行从贝斯特总部甫返成都,便启动非常之策——由市外经局牵头,成立贝斯特项目工作小组。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一个精英团队,形成了环境及成本评价、政策法规、进出口通关、技术咨询、接待会谈等6个专家小组。
一开始跟成都接触,贝斯特就给出问卷,并且附上其他城市的优惠条件,这样做的用意不言而喻——看看竞争对手的条件,你们看着办吧。成都的第一轮回答,其实贝斯特很不满意,成都当时已经被筛出去了!但成都没有放弃,经过多方面持续不断地艰苦努力,又重新获得了贝斯特的兴趣。
为了确保成都项目的成功,贝斯特组建了人力、物流、电信、建筑、社会治安、税收、通关六个专业调查组,轮番到成都考察、提问。他们来成都之前会有个问卷,要成都方面两、三天内回答,贝斯特觉得你回答清楚了,他就不再追问。如果他有一点点的疑问,就会当面再提很多相关问题,这种可怕的问法,整得成都的官员脑袋都大了,他们之前哪儿见过如此详尽问题的呀?有些官员心想,不就是投点儿钱嘛,你们要什么我们给什么,至于问这么详细,要把人逼疯嘛?他们哪儿知道,严谨、细致是所有外资企业的基本特征,这和国内企业谈项目有天壤之别,因为他们大家只要说一个大概,其余的都在酒桌上搞定就行了。
比如,成都回答从市区到贝斯特的厂区交通方便。好,怎么个方便?问题就来了。从成都市区的东南西北到贝斯特厂区有多少班次公交车?具体线路怎么走?每条线路每班间隔是多少时间?到贝斯特厂区需要多少时间?每条线路的高低峰时间等等。
尽管成都方面准备充分,但贝斯特有时问的实在是出人意料。在考察成都为贝斯特投资准备的600亩土地时,贝斯特提出要了解当地的农民支不支持贝斯特项目,随后又提了个很人性化,但又很“怪”的问题:贝斯特在这里建厂,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小鸟会飞到哪儿去?在成都方面耐心而合理的一番解释下,直到小鸟得到了“妥善安置”,贝斯特才满意。
成都为贝斯特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人居环境调查报告,报告还写明成都有几个适合外籍人员居住的社区,以及社区的面积、房价;有几间国际学校、用的什么教材、收费如何;国际医院的服务收费等等。但尽管这样,贝斯特仍不完全满意,他们不仅要实地考察,还到超市里专门找一种美国牌子的奶粉,看成都能不能适应贝斯特外籍员工孩子的胃口。
对照贝斯特近乎苛刻的要求,成都发现在国际化和物流基础设施上他们还有差距,因此也促使成都加快改善。真正的拷问说来就来,2002年,由贝斯特公司高层带队,下辖包括财务成本组、物流运输通关组、人力资源组三个考察谈判团莅临成都。成都贝斯特项目领导小组人人心里都清楚,对方此行决定着成都是否有资格留下贝斯特。
成都这才进入“大考”的关键时刻。税收问题、用电问题、环保问题、海关问题等等都一路“谈”过来了,最后的焦点集中到政府激励措施——实际上就是成都市政府能作多大程度的让步。这是利益之争,双方谁也不想退让,这使得谈判陡转直下,进入僵局。时间紧急,情况危急,如果客人一走,很可能再也不会踏上成都这片土地了,两年来的工作将付诸东流,成都为此也将损失惨重。此时市长亲自出马,与考察团代表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沟通,直到代表阴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市长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了下来。
此后没多久,贝斯特的代表再次率团赴蓉进行第二轮正式会谈。2003年8月,贝斯特公司首席执行官来到成都,宣布了工厂最后落户的决定。贝斯特的西进在成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省、市、高新区三方联动,为企业申请货运包机;成都海关主动将上班时间调整为“朝九晚十”,下午通关,晚上就能把货物运到工厂。成都兑现了承诺!
之所以最后选择成都,事后大家分析,贝斯特认为这五个方面最终打动了他们:政府的支持、优秀的人才、良好的能源供应、重要的地理位置、合理的成本投入。贝斯特的落户成为了一个标杆事件,成都也为其它西部城市吸引外资做了很好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