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与国士

      近日，读明朝方孝孺的文章深有所感，固记之。《深虑论》说，秦朝一统天下后，认为周朝灭亡的原因在于诸侯的强大，所以“变封建而为郡县”，自秦以后，郡县制成为主流，封建制烟消云散，可见，近代历史教科书中所称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恐怕是靠不住的，这个在近代的学者中也是一种流行的观点，自秦朝以来，不能再称作封建制了，秦晖老师也是这样的观点。方孝孺论述，历代君主都想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进行改革，结果却都不免于灭亡，这是因为天道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及。这和近现代保持理性的谨慎、防范理性的自负有异曲同工之处，人的理性只能对世界进行有限的理解，对于宗教信仰神明等其他未知的东西，人的智力或者理性都是无法认知的。

      在《豫让论》中，他认为豫让虽然被世人称为忠义之士，但还不能如其自称的“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故以国士报之”中的国士，理由是豫让没能在智伯骄横贪婪的时候时及时的劝阻，导致最终智伯被韩赵魏三国击败，被杀后才舍己复仇，又何足道哉?平心而论，豫让是一位杰出的刺客，他漆身吞炭以改变音容，行刺失败后用三次刺击赵襄子衣服的方式以告慰智伯的亡灵，其壮举至今为人们称颂。智伯不停索要韩魏两地的土地，韩魏虽不情愿，但为使智伯更加骄横而献出土地，最终导致智伯的灭亡；可以说的上是捧杀的经典之作。

      方孝孺在建文帝即位后任文学博士，他为建文帝出谋划策，撰写诏书反对朱棣，朱棣占领南京后，他坚决不肯起草登基诏书而被杀，他践行了自己忠义的理念，堪称为国士。雨花台烈士陵园里有方孝孺的纪念碑和衣冠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