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声0157 写作的异化

本世纪以来，“异化”成了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热门课题，也构成西方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思想特征。

有的西方学者如法国的多蒙纳甚至认为：“异化把全部现代文学吞没了。”

在以写“异化”著称的西方现代作家中，可以说卡夫卡是始作俑者。从1912 年的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起，他似乎一直都以惊异的神情观察并描绘着我们这个世界。

诚然，他没有使用过“异化”这个术语，但这不是本质的问题，他通过他的作品所揭示和创造的“世界图象”比任何术语所规定的含义都要丰富和深刻得多。

那么他的《城堡》是怎样表现“异化”的呢？首先是它的隐匿性和恐惧性以及冷漠的世态。

偌大的城堡始终矗立在近处的丘峦上，甚至能瞥见里面有许多人在工作，但是谁也没有进去过，不仅它的主人是只让人闻其名而从不“露峥嵘”，就是它的一个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官员如克拉姆，你要见他也难如登天。

这种飘忽不定、雾中看花的情境赋予作品或城堡以一种“哥特式”的神秘感和恐怖性。这正是作者要表达的那种与人的生存相敌对的、看不见的超验力量的存在。

卡夫卡在给他的女友的一封信中说：“生活对于他（指他自己——笔者）和对于旁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对他来说，金钱、交易所、货币兑换所、打字机都是绝对神秘的东西（它们也确实如此，只是我们这些旁人看不到这点而已），它们对他来说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谜。”

所以卡夫卡在生活中总是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说：“我对什么都不象对这些不可捉摸的势力这么害怕。”

（致密伦娜的信）从这些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盘旋在卡夫卡意念中的这种威胁人又捉弄人的“势力”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不可捉摸”的隐匿性，二是它的恐怖性。

这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他的《诉讼》，那里的法庭只能见到一些具体执行的法警，但决策的法官却是看不见的。

在作者看来，这种“势力”不是由哪个个人造成的，而是由无数个人的不自觉的行动后果汇合成的，所以你看不到它，但是感觉得到它。

比如，阿玛莉亚拒绝城堡官员的求婚以后，城堡方面并没有——不，用不着直接下令处置她，但是村民们立即纷纷与这一家人划清界线，很快形成对这家人的精神围攻，当事人也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以致已经因此遭到破产的阿玛莉亚的父亲反而要求去城堡认罪赎罪。

这户平民百姓的横逆之灾难道不应该归咎于城堡当局吗？但是城  堡当局谁应该对这件事负责呢？或者说，你应该找哪个人去论理，去算账呢？而城堡当局也没有人表示反对或制止这样的事情。

一方面，城堡的责任的隐匿性及其威权的神秘性，更显示出这个统治机构的恐怖性和毫无理性；无怪乎卢卡契感到，卡夫卡的作品有“一种引起人们愤怒的明了性”。

另一方面，村里村民们的相互关系又显示出世态的冷漠。其次，小说写了人的悲剧命运。

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人的价值被贬低，甚至根本失去了自我价值。

但人受一种看不见的“异化”规律的控制，他自己是看不见或不承认自我价值的丧失的。于是他的自我感觉中的自我与客观存在中的真实自我是脱节的、矛盾的。

处于这种境况，人无疑是痛苦的，摆脱这种痛苦的途径当然是找回感觉中的自我。

然而，著名的 心理学家、哲学家弗罗姆是这样表述的：“异化意味着一种经验的模式，其中，人感到自己是分裂化的，他从自身中离异出来，他不能体验自己是自身的核心，他不是自已行动的主导者——倒是他的行动和后果成了他的支配者，人要服从于它。”

法国著名作家兼评论家加缪用了个西绪福斯被罚反复推石上山的神话故事来譬喻所谓“现代人”的这种处境。现在我们来看《城堡》主人公 K．吧。

他刚进城堡的村子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连住宿的资格都没有了。

直到人家要把他轰出旅店时，他才意识到他的身份（自我价值）还没有落实，须经城堡当局的认可（找回自我）。

他为了寻回体面的身份，结果却丢尽了体面；为了取得合法的生存权利，结果却耗尽了生存的精力。

他的行动越执拗，就越使自己陷进那个“反抗与惩罚”的循环逻辑圈，恰如脖子上 套着绳子，你越挣扎，它勒得越紧。

本来，“自食其果”是对那种不尊重客观规律而一意孤行的人的失败的一种报应，这里却成了一种命运。

但前者唤起的是讽刺，后者唤起的是同情——喜剧变成了悲剧。转折的关键是：仍然按正常逻辑行事的主体遇到的是已经离异了常规的客体：主客体“接不上茬”了！

但《城堡》主人公的悲剧性之所以动人，大概是因为它的“每一章都是一次挫折，但也是一次东山再起，这不是逻辑，而是坚韧不拔，正是以这种充分的执拗为基础，产生了作品的悲剧性。”

就是说，K．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接受卑贱的职业，向普通老百姓求  助，但他绝不向权势者折腰。相反，他敢于首先向他的“战斗”对象克拉姆，即最有实权的官僚发出挑战，悍然把他的情妇夺了过来，他也敢于对任何官僚的发号施令表示轻蔑。

第十七章写到有个叫牟默斯的官员几次要查问K．，K．愤然说：“我不会因为某个人担任某种职务便回答他的问题的！”

正是无数局部环节表现的这种执拗和反抗，导致总体结局的受惩罚，从而使一切努力归于失败。

这是“异化”环境里任何不驯个体的悲剧。

在卡夫卡笔下，人的悲剧性不仅表现在“异化”的社会力量或威权力量的统治下个人的合理要求和正当努力的失败和毁灭，而且还表现在在“异化”的物的统治下他的劳动的无效性。

这也是卡夫卡作品经常出现的音响和母题，例如在《中国长城建造时》。

在现代，官僚机构的文牍主义，也是一种可  悲的无效劳动：人们只知跟文件、卷宗打交道，而不问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实际效益。

久而久之，文牍堆积如山，于是对它的保管变成人的一大负担——人被物统治。

《城堡》中就有这样的场面：在一间公事房里，一个公务员把倒下来的卷宗重新堆上去，又倒下来，又堆上去……不啻是西绪弗斯神话故事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