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论】 蒙氏之诛——世卿与秦之兴亡
蒙氏本非秦人。蒙骜自齐入秦事昭王,为上卿,与其子蒙武在秦扫灭六国的征程中转战南北,扬名沙场,劳苦功高。到第三代蒙恬为秦将时,他帅军攻齐,大破之,完成了秦并天下的最后一击。
但蒙氏的军功并不止于此。后来,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暴师于外十余年,威震匈奴,功名犹在父祖之上。
而蒙氏显贵于秦,不仅因世代为将,其于“文”之一途,亦有杰出人才。蒙恬之弟蒙毅,为始皇帝腹心,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史记·蒙恬列传》虽以蒙恬名之,但蒙毅所占篇幅实不在乃兄之下。此兄弟二人,一文一武。一任外事,一为内谋。内外相维,权倾朝野,诸将相莫敢与之争,贵盛之极。他日,若扶苏为帝,恐怕果如赵高所言,蒙恬出将入相指日可待。
殊不料,始皇帝崩于沙丘,二世得赵高、李斯之谋篡有天下。蒙氏兄弟随即遭到构陷,相继死于狱中。蒙氏三代功业一朝湮灭,其衰之骤,其亡之惨,让人唏嘘不已。
太史公谋篇布局,每每匠心独运。始皇帝一统六合,论军功之多,王翦、王贲父子尚在蒙氏之上,而翦父子不得列传,蒙氏由盛及衰的过程却经《史记》源源本本地传诸后世,此事亦费人思量。也许,在太史公眼里,蒙氏之诛更可见秦朝国运的升降。
秦二世本无意杀蒙氏兄弟。但赵高与蒙毅有私怨,又恐蒙氏复贵而用事,于是日夜毁恶,必陷之于死。子婴劝二世勿杀,他以赵王迁杀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用荆轲之谋而背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等三件事为前车之鉴进谏。举例欠佳,但意思明白。是说为君者若改变常度,会失其国而殃及其身,诛杀大臣谋士,系轻虑浅谋之举,很可能会造成内外离心的恶果。二世不听,终杀之。
蒙恬、蒙毅死前,各有一番辩解,都引经据典,长篇大论。读史至此,尝惑其真伪。按当时情境,二世成命不改,执法吏催迫于前,蒙氏兄弟安得款款道其心曲?这些话,又是如何流布于世的?鉴于太史公作《史记》,素有“优游于虚实,从容于有无”的艺术特点,我们对恬、毅临死之言的真实性不必深究,而应追索其寓意。
蒙氏兄弟的言论中,大量用典都与“罪诛大臣”有关。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秦穆公以“三良”殉葬、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等著名史事被一一列举,同时以成王错罪周公、改悔后成为明君之事作为榜样,与子婴谏秦二世之言前后呼应,反复申说了为君者切忌枉杀大臣的道理。
至此,不妨深思一番“世卿”与秦之兴亡的关系。
商鞅变法,除世卿世禄之制,秦君因之集权而戮力向东。但秦于消灭六国的战争中,得蒙、王等世卿之力甚巨。统一后,始皇帝立郡县而不众建诸侯,皇权因此缺少同姓宗室的藩屏。秦二世继位后又大肆杀戮,使宗室的力量更形削弱。另一方面,鉴于昭王时宣太后、魏冉秉政致王权旁落以及庄襄王后引发的“嫪毐之乱”等前事,秦对外戚干政也特别警惕。秦朝两代君主的皇后,其人其事都史无所载。当宗室、外戚的势力都无法支撑皇权,以三代忠信的蒙氏为代表的世卿们,实为国家柱石。二世不倚其翊戴之力,却无罪而诛,这无异于自毁长城。
人君所当为者,是巧妙地摆布各种政治力量,使其保持平衡,而不是一一翦除之,让自己沦为真正的孤家寡人。于此,秦可谓失其道矣!太史公明察事机,通过蒙氏之诛,借蒙恬、蒙毅与子婴之口,指出了危机降临时,秦失助之由。
不知,当山东群盗蜂起、兵叩函谷之时,恨无良将御敌的秦二世,是否想起过那曾经将三十万众北击戎狄、威震匈奴,后来又死于其手的蒙恬将军?
临终,蒙恬说自己死得不冤,因为筑长城纵横万里,难免掘断地脉。太史公于本传文末,论蒙恬之死也觉其不冤。他说:“我到北方,从直道返回,一路上看见蒙恬为秦修筑的长城亭障,堑山堙谷,连通直道,这一切都建立在百姓的辛苦付出之上。当秦刚刚完成统一时,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痊愈,而蒙恬为名将,不在此时强谏,拯救百姓的危难,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所以其兄弟遇诛,不应该么!又为何要归因于地脉呢?”是为曲笔。第一眼,看似骂蒙恬。第二眼,又觉得是骂秦始皇。第三眼,才知道骂的其实是那穷兵黩武、不惜民力的汉武帝和逢迎他的谀臣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