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的“二字经”

王君说：“文本细读，是属于教师本位的。而课堂教学，是立足于学生本位的。把细读的成果转化为教学的内容和程序，这中间，还隔着千山万水。”通过文本细读，揭示文本特质，再根据文本特质，确定合适的教学内容，最后，为教学内容选择恰当的教学形式。这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把一堂合格的课奉献给学生。

如果说，这一过程有三个环节。作为一线教师，困扰我们的，或者说，我们常常做却不得其门、不得其法的，往往是后两个环节。即根据文本特质选定教学内容，以及为教学内容选择与之匹配的教学形式。

这里以“语文报杯”课堂教学大赛的几堂课为例，谈谈自己的想法。

从文本特质到教学内容，需要一个“准”字。

因为文本特质的唯一性和特殊性，要想解码这有意味的形式，殊非易事。这既需要我们自己提高文本解读能力，也需要多借鉴他人的解读成果。而要把解读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这就全靠我们自己了。而衡量的标准，则在于一个“准”字。

《关雎》是一首爱情诗。不仅层次递进是从容的，而且在情感强度的把握上也很有分寸感。之所以能呈现出情感上的这种特点，则依赖于它比兴的手法和重章叠句的民歌形式。基于此，上课老师把品味诗歌层层递进的的情感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无疑是恰当的。

《昆明的雨》是汪氏散文的代表。汪老散文的美主要体现在他质朴、洗练、含蓄的语言风格以及真挚却有节制的情感表达上。基于此，老师抓住其中描写昆明的菌子的段落，引导学生品析其中的抑扬笔法和淡而有味的语言，可谓抓住了要害。

《钱塘湖春行》作为一首律诗，在整齐的格律里，通过点面结合，精细捕捉，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早春生机勃勃的景致，展现了作者的心灵悸动。但老师在执教时，却并未引导学生抓住早春的特点来品味诗人的选材用笔之妙，实在有些遗憾。

《在长江源头格拉丹冬》是一篇游记散文。游踪线索、线索串起的景以及景背后的故事和哲思，是游记散文的共性，第三点在本文尤为突出。但老师却把“‘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走进格拉丹东的”作为本课的主问题，对于我所看到的景以及我的感受品析不够，显然是不太恰当的。

确定了正确的教学内容，如果教学程序、教学方法上安排不恰当，也会使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从教学内容到教学形式，则需要一个“活”字。

教学《昆明的雨》，张宏老师在引导学生赏析作者描写菌子的抑扬笔法时，先品读牛肝菌，发现作者是三抑一扬，抑为扬蓄势，凸显了牛肝菌的美味，并指导学生用抑扬的语调来读出作者对美味的赞叹，感受冲淡而含情的语言。之后，再引导学生去发现鸡油菌先扬后抑的写法，感受其对于表情达意的作用。最后，由课内到课外，勾连出《端午的鸭蛋》中写高邮鸭蛋的句段，让学生自己来发现其中的抑扬之处，进而深刻地领悟汪氏写作的这一重要笔法。可以说教得有层次、有章法。

《被压扁的沙子》作为普及科学知识的说明类文本，又兼有逻辑证明的成分。宣宜蒙老师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安排如下：1.用摘取关键词并连词成句的方法筛选信息，明确主要问题。2.用梳理思维导图的方法理清文章思路；3.用指导朗读和情景再现的方法感受文章严谨准确、幽默亲切的语言风格。4.用鼓励质疑和知人论世的方法学习科学精神。程序设计环环相扣，方法指导自然得宜，可称得上是教得“好”。

《关雎》一课的教学，老师在教学内容的确定上无疑是恰当的，但对于某些环节的处理却有所欠缺。引导学生梳理完文章的情感变化，老师问道：“这首诗在语言形式上还有何特点？”学生答道：“重章叠句。”老师板书之后便完事。对于重章叠句这种民歌的独有方式及其对于诗歌表情达意的作用，老师只字未提。最后一个环节，老师问学生，为什么把《关雎》放在《诗经》的第一篇？并借学生之口答出了孔子的用意。窃以为，这首诗歌情感表达上“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特点，放在前面品读情感时点透不是更好吗？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统编教材放在了演讲单元。老师在上课时，引导学生从演讲稿的角度梳理本文的三个特点：观点鲜明，思路清晰，风格严谨。这一处理角度无疑是恰当的。但整堂课听下来，却似乎都是从议论文的角度来引导学生，真正关于演讲的内容并不多。像“以自己的所作所见作为证据，来印证所讲观点”“形象生动的语言更易被现场听众所接受”这些演讲中常见的技巧，引导学生去体会的并不多。因此最后的模拟演讲环节，就给人以走过场的感觉，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确定合适的教学内容，需要在“准”字上下功夫，才能教的对；选择恰当的教学形式，需要在“活”字上下功夫，才能教得好。简简单单的“二字经”，却是需要我们语文老师一生修行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