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生，一场悲剧

一个人生，一场悲剧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属于自己专属的舞台上演的一个剧本，剧中有喜有悲，正因为有了一幕幕或喜或悲的穿插，在人生剧场中才使得故事变得精彩。

我堂二伯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爷是位公务员，一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公务员。这就使得我堂二伯出生就比当地许多同龄人的起点高，至少他不愁吃、穿，更加的不用担心上学交不起学费的事情。

只要他自己是读书的料，用我们那边的话说就是，只要读的动，家里就供得起。

然而少年时候的堂二伯也的确是块读书的料，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一次一次的考试、升学都是已优异的成绩完成。

叛逆期这种现象似乎是不分时代的，我二伯的叛逆期就是进入高中的时候开始的。成绩优异的他，受同学们的挑唆在没有与家人打一声招呼的情况下悄然的辍学，瞒着我的大爷到甘孜加入了淘金队伍，企图收获千两黄金以光宗耀祖。

只是等到他去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黄金是不可以自己私人淘洗的，必须要加入组织。自己淘得的少之又少的纯度不高的沙金还必须足量上交，交不了足够的份额连饭都吃不饱。

当我大爷收到二伯的来信得知这一消息时，把他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差点就驾鹤西游了。

两个月的时间，我大爷收到了三封二伯的来信，除了第一封是满纸豪言壮语的慷慨语调，后面两封都是诉说日子的如何难熬的求救信，主要表达的意思就是黄金不好淘，身体劳动强度大，饭又吃不饱。每天都都在呵斥与惊吓中度过。希望我大爷能寄钱给他买张车票回家去。

我大爷虽然生气，但心里还是非常心疼他的，因为三个儿子里面就他读书最厉害。他原本就是计划以后退休让我二伯去接班的。那个年月公务员是可以继承的。

生气之余我大爷只好拿了些钱据说是有一百多块吧，不要小看这一百多块，当时大部分农村家庭可是连十几块都少有拿得出的。

我大爷将一百来块前交给我们那里的非常有名望的一位行商，刚好他去到甘孜，拜托他将我二伯一同带回来。

回来后继续上学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的学校，只要是辍学的人，再想返校继续上学，几乎是不可能。

于是我大爷托关系给他在当地一家煤矿单位找了个岗位。这也算是参加工作了，并且还是吃国家饭的“铁饭碗”。

当地的媒婆知道了我二伯没在上学而参加工作后，一个个的排着队到我大爷家来给二伯保媒。只是对于一个刚刚结束求学生涯进入国家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来讲，加上受到刚刚兴起的自由恋爱观念影响，大概是不屑于理睬那些保媒的对象的。

再说了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讲，确实也不急于考虑婚姻问题。

都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我二伯在进入单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当上了一个小小的单位干部。五年后就已经坐到了主任的位置上。相比与他的大哥一个普通农民，三弟一个略有一技之长的木匠来说，他的成就的确是出类拔萃了。

正所谓有喜也有悲，乐极也生悲！正当我二伯事业上如日中天的时候，悲剧也就开始了。并且这一悲剧一直伴随着他人生的最后四十几年。

那个夏季的傍晚，下班后三五个朋友兼下属一起吃饭喝酒。大家都非常的尽兴，饭后其余人也都各自回房干自己的事情去了。我二伯一个人躺在四楼天台上趁着酒劲打盹，这里是他们选择吃饭的地儿。

躺在天台边上的竹制凉椅上的他，就这样在睡梦中从凉椅上滚落到天台边沿，然后顺势就那么干脆利落的跌落到了一楼。这里不得不谴责一下建房子的人，天台为什么不把护栏建高一点？

据当时楼下看着他跌落下来的工友说，整个过程到结尾只听到了一声重物砸到地面的闷响。连一声惨叫的声音都没有发出。

兴许是上天对生命的怜惜，又或许是上天想给我们展示异常一场悲剧的开始。我的二伯从四楼掉到一楼后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这其中的大部分功劳可能要归功于地面不是水泥而是普通泥地。

经过一番抢救后，我二伯落了个半身瘫痪加脑部神经严重受损的结果，这导致后续的四十几年里他时而会记不起许多事情，比如说和他聊天的时候突然就不知道前一秒的话题是什么，前一秒还用过的东西下一秒就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严重的时候他甚至分不清自己当天有没有吃过饭，有时候刚吃过饭就又开始生火做起饭来。

大概四十岁以前他还有能力自己打理点庄稼保证自己的口粮，之余并且每年还可以养一头肥猪到冬月宰杀。

进入了四十岁就开始慢慢的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庄稼一年不如一年，三四年下来到最后已经是颗粒无收。

自那时起他就只能靠着他的那些侄子、侄女的救济过活，我奶奶见他可怜每次他到我家都会给他加一副碗筷。爷爷爱喝酒，二伯也爱喝酒，只是到那时他已经没有经济能力自己买酒，于是就常去我家和爷爷共饮。

正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知是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还是因为对生活失彻底去了信心？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每次和爷爷共饮的时，二伯都会喝得伶仃大醉而不省人事。然后就不受控制的在饭桌上进行排泄动作。

时间一长，爷爷奶奶对二伯的那点可怜之心便开始慢慢的消去，取而代之的是厌恶的情绪。

就算仍存可怜之心，往后也不再喜欢二伯到家里来吃饭了。只是把一些吃食和酒菜单独送到他家里去。

后来村里给二伯申请了贫困户的救济款，每月可以领到三百多块。那时他的日子就又好了一些。

可是他那时的脑子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分配拿到的救济款。每次村干部把钱到他，他就会立马去集市上买足够的白酒。有好几次买了酒又还要进酒馆去喝酒，于是喝完酒后买的酒就落在了酒馆里。

在最后的十年间二伯的生活似乎只剩下酒，他的救济款也大都用来买了酒，然后一部分一如既往的落在酒馆里，成为了别人的东西。另一部分则是喝下了肚，不知道是用来满足口欲，还是为了麻痹尚存的一丝清醒的神经？

得亏他的侄子、侄女们给予食物上的救济，不然恐怕早在五十岁的时候就已经饿死家中。

他走的那天可能是早就计划好的，也许他那么拼命的酗酒，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他具体时哪一天走的，没有人知道。因为他大哥发现他的时候身上的皮肤已经开始腐烂。他就如平时醉酒一样的，蜷缩在堂屋内的餐桌底下。

餐桌上的一个碗底有几粒吃剩下的酸萝卜，据说那是我奶奶给酸菜坛子换菜的时候清理出来的老酸菜，已经酸到无法入口的那种酸。

另外还有一个装了半碗已经闻不到一丝酒味的白酒。

我堂大伯也就是他大哥的手里，正提着二十斤大米，那原本应该是他下个月的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