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那时的青春暴如雨注（四）
读库老六曾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西方电影《教父》《罗马假日》等引进国内，勾起一代人的电影梦。
1983年5月，广西电影制片厂召开大会，破格批准以张艺谋、张军钊、肖风、何群四人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投产《一个和八个》。四人剃了光头，风风火火赶往拍摄地，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
电影担任摄影的是张艺谋，此前在纺织厂当搬运工，为能买一台“海鸥”相机，卖了好几次血。
《一个和八个》拍摄完成，张艺谋正式出道。不久后，广影看中剧本《黄土地》，摄影敲定张艺谋。导演没有合适人选，张艺谋强烈推荐同学陈凯歌。
陈凯歌人是来了，可出了新问题，《黄土地》因题材敏感，面临夭折。陈凯歌为了片子能继续拍，跑到领导面前，掏心掏肺求了一通，听哭了一屋子的人。最后换来一辆面包车，35万经费。
这年，《黄土地》在冬天开拍，零下20度的北风中，张艺谋干起活来不吃不睡，不洗不漱，穿一双绿胶鞋，袜子都没有，在山路上跑了两个月。
《一个和八个》剧照
《黄土地》拍完，张艺谋脱下已经踩得破烂的胶鞋，摆在路中间，对鞋说：你跟我不容易，现在电影拍完了，你就留这吧。
1987年春天，导演吴天明拍摄《老井》，问张艺谋敢不敢演男一号。从没学过表演的张艺谋，喉咙紧了紧，说：你不怕砸，我就敢试。
拍摄时，张艺谋连续工作十几小时，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把自己手表调快半小时，让自己更紧迫。为了在外形上更像农民，穿上大腰裤，挑水、背石板、打猪食槽，每天光着膀子晒太阳，往脸上搓沙子，将皮肤弄粗糙。
为了演好角色濒死的感觉，张艺谋连着三天不吃不喝。结果拍完，突然昏倒，被抬进医院。
后来，吴天明提拔张艺谋为导演，投资他拍电影《红高粱》。几乎所有人都在反对，吴天明就反问：一个肯为理想拿命拼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
《红高粱》拍摄现场
1988年，张艺谋的另一位同学田壮壮，开拍《特别手术室》。这是中国首部以未婚先孕为题材的影片，在当时话题敏感，极有可能被禁。所有人都劝田壮壮放弃，田壮壮说：宁拍禁片，不拍烂片。
后来，这部电影果然禁了17年。
那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不解之缘。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中国正经历一切，却正是那里而来。
学者陈平原，曾用十二个字，概括整个80年代：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
那年头，最偏远的小城路边书摊，摆的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失眠。那年头，一个文弱寒酸的男老师，可以靠跋山涉水采集民歌，赢得广泛尊重，让校花下嫁给他。
萨特
胡同口，四个大学生，三更流浪天，也能聊叔本华和弗洛伊德。激昂忘我，待到分手，天已大亮。
那年头，大家都一样，不谈钱、权，只看谁活得更潇洒，谁更有姿态。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更是谁都不鸟，富有胆气和勇敢，敏锐锋利、口诛笔伐。
某次大会，有一位代表举手否决，诺大的会场，愣是有一个手臂孤零零地举着，孤标而倔强。
那年头，年轻人轰轰烈烈，天雷地火地恋爱。
青春像一场大雨，暴雨如注，没有人准备雨具，也没有人准备蓄水池。
全班男生可以为了给穿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老师，买一副隐形眼镜，就去组织俱乐部去卖酸奶。女生可以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分给最崇拜的流浪歌手。
清华有一个东操场，校园歌手常聚。每周五，有北师大、北外、中戏，数十个来自北京各学校学生，前来茬琴，输的当场把自己手里的吉他，砸得稀烂。
北大有一个东草坪，夏天常有十几拨人，弹琴唱歌，谁能把女同学争取来的多，谁就最牛。较起劲来，整整唱一宿，上百首歌，看谁最后唱鳖。
1988年，高晓松大学时成立乐队，取名青铜器。没有经费，乐器超烂。吉他手戴涛在北邮的女友，就发动宿舍全体女生，捐助400块，给他们买了套拿得出手牛逼大音响。那时候，女孩都是“法国贵妇”，专门“包养”文艺青年的理想。
后来高晓松说：那时候的男女，剽悍勇敢、简单温暖。今天的年轻人做不到了。
80年代有个好处，大家都不喜欢掉入窠臼的规则，都以规则为耻。
高晓松
作家格非曾在华东师大当讲师，站台上说：喜欢分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声。
有憨厚的同学站起来问：老师，写作文，到底怎么评分的？
格非说：评分啊，那也容易，我们把试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试卷100分，以此类推。
学生当场脸就红了。在那时候，迷恋一切制度，是一件很羞耻的事。
80年代末，高晓松被人问：你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吗？
高晓松反问：我看起来气质很庸俗吗？
第二年，他从清华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