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简读中国史》44｜ 欧洲没有“官逼民反”（二）

第二十九章  欧洲没有“官逼民反”（二）

上一节我们了解了西方农奴受契约保护，负担要远比中国的农民稳定，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见得比中国的农民低。

接下来，作者又阐述了“郡县制下的农民缺乏社会保障，而封建制下的劳动者有更好的社会保障”这一观点。

本次阅读，我们就详细看一下这个观点的第一方面吧——郡县制下的农民缺乏社会保障。

我们知道，现代国家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福利国家，大政府，比如北欧诸国，税收很重，但是福利很好。另一种是“自由放任”国家，像美国这样的，小政府，税不算高，但是福利也不好。

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权力和责任通常是对应的。国家多收税，就要多给老百姓做事。

可是，郡县制下的中国却是个另类，是第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方面是大政府，权力大，对民间社会控制能力很强，特别是税收很严厉。“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另一方面却是小政府，政府收完税，并不负担老百姓的基本福利。

所有的利益都集中在上层，老百姓是两头不落好，最苦。只能多生孩子，指望“养儿防老”。

为什么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是因为确定了中国政治基本逻辑的法家是反对福利国家的。

法家仇视平民。韩非子片面地认为穷人穷，是因为他们不好好劳动，不是懒汉就是二流子，所以绝不能救济他们，越救济他们越懒。

韩非子还说，即使有能力救济灾民，也不能救，宁可把物资扔了，也不能给饥民用。

比如，秦国出现重大饥荒，有人建议昭襄王，把平时没人吃的橡果、枣和栗子等等发给饥民。

昭襄王竟然说：“你这个人目光短浅，我们秦国的制度，是有功才赏，有罪就罚。如果百姓无功受禄，这样国家就乱了。因此，宁可让这些枣子和疏菜烂掉，也不能给穷人吃，这样秦国才能大治。与其让百姓活着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饿死，国家有序运行。”

在张贴在秦国各地的商鞅律法中，有一条很引人注目——因不努力耕种土地而破产的农民，要被罚作奴隶。

因此，从秦代开始，也就是郡县制以来，中国历代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致力很少，即使后来，因为表面上独尊儒术，有所规划，也往往有其名而无其实。

比如说明代，表面上虽有仓政，但仓库都已经久失修，关键是里面根本就没有存粮。

而且，明代官府的赈济往往不及时，官府即偶有开恩赈济，“往往又弊端百出。用人不当，官员腐败，在赈济过程中下其手，从中渔利，从而使灾民不得实惠”。

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大灾之时，历代政府不但没有救助措施，而且还继续催收赋税，让贫困至极的民众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所以，每遇灾荒，中国农民的境遇往往非常悲惨，人吃人几乎是每个朝代都无法避免的现象。

万历四十四年，山东举人陈其献进京会试，途经灾区，依据亲身见闻，给皇帝上书——

“我从正月离家北上，出了县境オ二十里，就见到道边有人在割人肉剥人皮，如同杀猪杀狗一样，根本不避人，路人见了也不为怪。这令我毛骨悚然。又往前行走了半日，见一位老妪在路边放看一个死去的孩子，一边割了煮一边哭。我问她：'你既然要吃他，又何必哭？'老妪说：'这是我的孩子啊，我要不吃，也是给别人吃了。所以我不如自己吃掉。'我因此数日吃不下饭。”

多么可怜可怖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啊！

所以说，郡县制下的农民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保障。

过度汲取和没有福利保障，是中国社会循环性崩溃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