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上）丨联产承包3-11
第十一回 联产承包：万伯涵冲破特殊论 严俊昌摁下红指印
春天的故事（上）丨联产承包3-11
【导读：改革从“包产到户”开始】发端于安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起点。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一、赴任安徽
1977年6月，粉碎“四人帮”已经8个月，中国各地到处都掀起了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揭批查运动。而在安徽，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却以“安徽特殊论”为由，始终对此没有动作。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4次开会，讨论安徽的问题。
6月16日，正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紧急召回了在辽宁营口农场果园接受劳动改造的万里，让他列席会议。原来湖北省二把手暂缺，中央考虑让他去湖北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临行前万里向老首长小平辞行。
此时的邓小平已处于半解放状态。他听了万里说要到湖北任职，迟疑了一下：“不对吧，怎么到了湖北？”
万里说：“中组部跟我谈的话，还能有错！”
邓小平说：“我不是说湖北不能去，相对而言，安徽是个重灾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得去安徽！”
邓小平要他不要急着报到，再等一两天。于是，邓小平拨通了叶剑英的电话。他说：“安徽盖子已经捂了8个月了，火烧眉毛，问题不能不解决了。要派一个善于解决难题的干部，快刀斩乱麻，久拖不利啊。我想给你推荐一个人。”
“谁？”
“万里。”
叶剑英解释说：“初步定他去湖北。”
邓小平说：“安徽火烧眉毛，我建议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叶剑英说：“我给华原话传去，‘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那就去安徽吧。”
6月22日，万里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就在中央决定下达的当天，万里走马上任。
已经61岁的万里“空降”安徽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作了一次为期20多天的农村调查，指定安徽省委书记王光宇跟他一道。两人同乘一辆车，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前后跑了20多个市县，一不开会，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
在大别山革命老区金寨县，万里走进了一户农家，黑乎乎的屋内，三四个人竟无人起身招呼，都窝在冰冷的床上，裹着网状般的破棉絮。出来后万里才知道，因为铺上的女人没有裤子穿，根本羞于见人。
在冰封的土路上，万里走下吉普车，与路边的青年农民交谈，问他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解开绑着棉袄的草绳，拍拍肚子说，“没别的要求，肚子圆起来就行，少点山芋干就行！”
在皖南泾县，老百姓闪烁其词地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新四军在这儿的时候。在淮北、皖东，他看到有些穷村，农民家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像样的木器家具。
几番调查和研究之后，安徽省委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
而在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很快，春节就要到了，陈永贵返回昔阳县，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的“省委六条”开始了强力反击。
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
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党中央随即以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1977年11月15日~21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省委六条”。
“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农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不急于搞“过渡”；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很显然，安徽“省委六条”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1978年1月4日~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二、“大包干”决策的主要推动者
1978年，安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区10个月未下雨，一场大饥荒迫在眉睫。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大片土地撂荒，与其抛荒，不如把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多种“保命麦”以度灾荒。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个省委决定的诞生》，还配发了编者按。这一天该报的第四版几乎整版是邓小平出访缅甸的照片。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途中，向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赵紫阳推荐了安徽的“省委六条”，接着便去了尼泊尔。
临走邓小平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
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马上派人去安徽学习，仅仅两天后，四川省委仿效安徽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这一年，四川从春到秋，持续干旱，但却夺得了全省粮食大丰收。于是，在民间立下“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不朽丰碑。
1978年夏季，肥西县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当地党委、政府破天荒地允许给农民“借地度荒”、种“保命粮”。该县山南镇小井庄村于当年9月23日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很快在附近10万农户中推开。
后来，肥西县搞“包产到户”被省委知道了，万里对此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万里说，让他们试试。不就是一个县吗？如果减产了，我调全省的粮食来支援他们！
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实行“责任田”，主要负责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就是因为推广“责任田”被罢了官。
可当时，这些做法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安徽省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人民日报》发表6000字长文批评万里。当时万里与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发生了激烈争论：
老干部：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三、改革开放第一村“小岗村”
1978年11月24日。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失败，干部即使坐牢杀头也心甘，其小孩由全体村民负责抚养到18岁。”
安徽省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也是被称做“东方芭蕾”的民间艺术“凤阳花鼓”诞生的地方，往北不出5公里，就是历史上“十年倒有九年灾”的淮河。
小岗村是凤阳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当时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难民比比皆是，来自凤阳县、定远县等地的逃荒要饭人群更是络绎不绝。小岗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
这年夏收分麦子，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干了一季的活，糊不了3天的嘴巴！全队18户，只有2户没讨过饭，一户是教师，一户在银行工作。为了保命，队长严俊昌偷偷地将土地包产到户。大伙开会立誓，万一犯了事，让大伙管他们的老婆孩子。
小岗村18户人家，来了18个主事的，严俊昌宣布开会。“这个字我们签，你们的老婆孩子我们负责养。”当时大家伙情绪非常激动。
会计严立学负责往纸片上记。条子很快写完，他压低声音给大伙念：“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
“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摁手印！”
随后，万里来到凤阳县小岗村调研，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把“包产到户”的典型在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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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国策在全国推开
1979年初，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中央任命王任重为农委主任，副主任张平化、张秀山和杜润生。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1979年7月，75岁高龄的邓小平徒步登上了黄山。之后在观瀑楼，接见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人。万里是邓小平的忠实追随者，伴随着邓小平“两起两落”，从入党开始，就一直追随邓小平。
1946年当时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万里协助动员当地人征购粮食运往正在前线作战的刘邓大军。1949年，他又随刘邓大军南下，为部队准备大量军需。建国后，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万里为第一任城建部长。1975年，邓小平复出，重用的“四大金刚”，他们分别是科学院的胡耀邦，教育部的周荣鑫、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
万里随邓小平整顿铁路。他三下郑州，远征昆明，人称“雷霆万里”。随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来，火车不跑，万里打倒。1980年，万里调任国家农委主任，后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88年万里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成为正国级领导人。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由杜润生主持。会上由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关于包产到户的经验。周曰礼整整讲了一天。王任重从上海回来后，在会上再一次讲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
杜润生安排周曰礼发言。在分组讨论时，周曰礼遭到其他省份代表的“集体围攻”。杜润生，作为当时力主实行包产到户的国家农委副主任，也遭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
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他从农村形势讲起，说：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一个十几人的小会，讲了2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同意“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华国锋等人讲话后，邓小平最后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
会前，王任重将他和杜润生的讲话稿一起送李先念，要求两个讲话一起送中央批转。李先念认为王任重的讲话很好，指出王、杜两人讲话的精神应统一，不能两个调子。
这时，杜润生和刚从四川省调任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商量，怎么处理。赵紫阳说，国外发达国家都搞家庭农场，解决农业问题很成功。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试，不要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把问题淡化了。
1980年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万里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4月，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这时姚依林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主任，主持会议。在讨论粮食问题时，杜润生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姚依林表示赞成。
姚依林会后到邓小平那里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邓小平说：“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
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是在1981年冬，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已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
杜润生们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的5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1982年1月1日，中央印发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从而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包产到户很快在全国推开。
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释放出了农业生产的巨大潜能。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约为3000亿公斤，到1984年，粮食就增加到4000亿公斤。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农民游行队伍的彩车上打出“联产承包好”。
就在同一年，谷牧去了趟西欧，习仲勋来到广东“杀出一条血路”；任仲夷在辽宁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摇旗呐喊，后赴任广东；项南主政八闽，念好“山海经”。万里、习仲勋、谷牧、任仲夷、项南，被称后人为“改革五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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