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先生

初到天津的时候，发现校园里管资格老的文科教授，统称为先生，光这个称呼，凭空就让人尊敬了许多。

商先生是教我们文学评论的老师，他是上海人，讲课的时候有浓重的上海口音，这让我们听课的时候颇为费力，但是这也使得每个人都不得不凝神细听，无形中倒是提高了听课效率。商先生有着典型南方人的外表，也不再年轻，他的腰常年佝偻着，上课的时候我们总担心他的身体会出状况，但是他讲课的时候又神采飞扬，滔滔不绝，让我们对他身体的隐隐的担心慢慢淡化。

商先生在文学评论界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几篇评论在全国曾经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为人谦和，做事谨严，行文思想锋芒毕露，听他的课，是很畅快淋漓的。他的谨严令我记忆深刻，记得第一次交商先生的作业，作业要求打印，那时候电脑尚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普及，大部分同学都没有电脑，大家需要把手写稿拿到网吧的电脑上敲出来，再找打印社打出来。文科的学生大多电脑不灵，有的连打字都不熟练，坑坑巴巴半天打不完一篇作业。我当时自恃有点电脑基础，又有电脑，像卖弄一样下载了一个通过语音能自动打字的软件，我口述作业，自动转化成文本。于是一篇3000字的草稿，几分钟念完，就自动打出来了。太过于相信现代科技，我并没有对作业仔细检查，只是稍作修改就打印出来上交了。心里还有点得意，这次成功以后，以后其他同学的作业，可以到我电脑上享受口述实录的待遇了，瞬间我会被尊为技术大神，凭空享受文科生难得的尊重。

等到作业发下来的时候，我傻眼了。商老师用红笔密密麻麻做了修改，当时头都大了，顿时面红耳赤，再仔细一看，标出来的都是一些低级的错误，不是错别字就是断句问题。原来语音软件的识别还是有很大问题，相同的读音拼出来的是一些啼笑皆非的词语。那节课商老师仔细点评了每个人的作业。我深深埋下头，因为没有人的作业能跟我一样犯这种小儿科的错误，这关乎的是一个人的学习态度和做事原则，我将自己的错误上升到了荣誉问题，越想越觉得羞愧。从此以后，所有的作业不再投机取巧，都是认真写完草稿，再逐字逐句敲出来后，仔细检查三遍后才上交。商先生那次批改的作业，成为我养成良好习惯的开始。

商先生热爱着他的老家上海，上课的时候会经常介绍海派文化，他执拗地不改乡音大概也是对上海的致敬。虽然他的儿子是在天津出生，孙子更是如此，但据说他们一家关起门来仍然用纯上海话交流，他从小教孙子说上海话。他认为说上海话可以少写错别字，比如令编辑们头疼的“做”和“作”的用法，有时候很难区分，但是如果会说上海话，这两个字就绝对不会误用，因为这两个字在上海话里是不同的发音。前一阵看到过一些热门微博，呼吁上海人拯救上海话，我忍不住想起商先生，他早就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了。其实不光上海话，在普通话的侵袭之下，越来越多的方言失去了生命力，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一种遗憾。

毕业那年，商先生很关心每个学生的求职情况，他极力鼓励学生考博，但由于种种原因，选择考博的同学不多，令他感到十分遗憾。毕业几年之后，我无意中发现商先生居然很早就有自己的博客了，他从未在课堂上对我们介绍过。虽然博客如今也已经被微博、微信等短平快的工具取代，但在当时，我们感觉这种古典派的老先生，也许连开机关机都不会，怎么可能会有博客这种时髦的东西呢，所以根本没有人会想到过问他有没有博客。

我翻看了商先生的每一篇博客，从博客里我才得知，商先生曾经得过两次重病，后来得了尿毒症，每周都要透析，一次４个小时，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节日假期，他到了规定的日子一定按时去医院透析，经常在透析完了之后再去上课，指导学生，从没耽误过工作。他在博客里说，“我就是这样，能做就做，病是要看的，但我什么也不耽搁。”幸运的是，他在2012年的时候手术换肾很成功。面对如此的病痛，我们作为学生居然一点都不知情，每年还定期去他家里座谈。

看完博客联想起商先生上课时身体表现出来的疲态和他的侃侃而谈、朗朗笑声，一个令人尊重的先生，对学生不光是有学术上的指导，还有人格魅力的展示和精神上的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