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史》第六章 19世纪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3~陀思陀耶

陀思陀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要了解陀氏，实际我们可以将他视为宗教哲学家、政治家、心理学家及小说家，他一生多姿多彩，亦可将他的作品解释为传记。

陀氏笔下的角色多犯有诸如强奸少女等的重罪，令人发指，这些罪都可算到陀氏头上，而研究者也曾把他的小说排列组合成一部大忏悔录。如同很多作家，陀氏也在经验中取材，1849年他曾面对一帮行刑手，等到最后一刻才免罪获释，他的作品反映在史无前例《死屋手记》。在俄蒙边界的穷乡僻壤，他服过六年常备兵役，他也得过癫痫症，并发前的狂喜经赋予大量的精神意义后，亦如法炮制为小说的一部分。他的很多人物都有癫痫症。陀氏还在德国住过，19世纪60年代，他赌性大发，直到稍后再结婚才戒掉。这些经验转化成他的小说《赌徒》，生动无比。

尽管这样，陀氏工作勤奋，一生写写改改，完成了近20部大书，他的小说遵循法国小说惊世骇俗的传统，不断收集各种耸人听闻的事故，包括大恶不赦的罪行，令人不寒而栗的灾难或丑闻等等，他认为唯有借助这种激进虚构的情况，才能提升角色，使之达到心灵化境，也才能把理想与个性的冲突凸显出来，把灵魂各面展露无遗。

陀氏的宗教观是他个人推演出来的极端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只有在小说的架构中才能见到此一观念的血肉。经过抽丝剥茧，至于抽象观念不啻在说，人类固已堕落，但仍具有自由意思志，可以选择基督，也可以走向罪恶。陀氏非常强调个人选择的自由，他对个人价值的重视也无异于对民胞物与的向往。

据他所见，西方已经完全没落，保存基督教原状的国家仅余俄罗斯。西方国家若非倾向天主教，就是由小资产阶级所控制，因此乖离基督，重商拜金。陀氏对天主教术怀偏见，认为是个借魔法及权威奴役百姓的体制。即使舍天主教不由，西方国家也会倒向社会主义，对陀氏而言，社会主义无益无神论，因为在社会主义者追求的乌托邦里，人类即使受苦受难也换不来自由选择的权利。

改用抽象观念讲，陀氏的心理状况就好像他的政治见解一样，他的心理不过是德国作家理论的变奏，显示的无非是潜意识的活动，梦境的意义，以及人类情感的矛盾罢了，他的小说惊心动魄，因为他每能在急转的场景中把这种心理刻画出来，历历在目，用今天的术语来讲，他的角色都是些精神分裂者，他们忍受疏离、情欲与侮辱还要受人唾弃，精神因此怦然欲裂。

最重要的是陀氏是一位艺术家，他有很多想法，有些虽陈旧，但令人敬佩，有些则新奇又疯狂，他的心理上的透视力同样非等闲视之，写小说时他每能转化这些想法和能力，成就动人有趣的故事，他的艺术家身份，使他每以小说为舞台，在其中吟诵醒目的场景，虽然落幕时上演的不是丑闻，便是暴力犯罪，行走期间的角色却令人难忘，他们若非饱受激情折磨，便是饱尝理想震撼。就19世纪的俄国而言，这个宇宙似乎遥不可及，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朦朦胧胧。在这一场骄傲与卑微同现，善与恶并出的盛大演出里，我们看到自己仿佛置身其中，也在庞大的寓言架构中寻找神和自己。

《地下室手记》问世之后，托斯托耶夫斯基陆续写了4部大书，《罪与罚》，《白痴》、《群魔》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因此《手记》就像是一部前奏曲，揭开这四部译一组的杰作的序幕，也预告托斯托耶夫斯基成熟之际的手法及想法。《手记》之于上述四大小说，当如小巫见大巫之比，虽然如此，这个故事仍有其独特之处与艺术上的源动力量，组成故事的两部分分别是地下室人的独白及其自我忏悔的话。

地下室人虽然卑鄙无耻，但反映出其时俄国的一种人物类型: 和土地国家隔离的知识分子。不仅如此，地下室人的行为还反映出现代人性，反映出庸碌常人的一切怪异的事，甚至也反映出作者的观点，他好像戴上面具一般，借这个卑微角色的嘴巴在宣泄自己的狂想妄念，发话者吐出来的，凄凄惨惨，皆经膨胀，是非之间也没有个标准，而一讽刺起人来，又肆无忌惮。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忽视他对自己的批评，也应正视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

他的自省扩大成为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历史已为地下室人昭告:  人类拜文明所赐，若非变得更好杀伐，至少也是变得更爱流血，而且恶行斑斑，令人难忍。人弃绝理性又舍善就恶，因为他不想变成“音栓”或“琴键”，因为他要拥有善恶之间择一而行的自由，这种选择的自由即使会带来混乱或毁灭，却是人何以为人的原因。

事实上人类爱的不仅仅是私利和快乐，苦难和苦痛，人类同样喜欢。地下室人用来代表他所痛恨的乌托邦的意象，他认为只有在牺牲自由时，人类才能得到快乐，因此形形色色的乌托邦蓝图，无意在驱人进入奴役的牢笼，托斯托耶夫斯基所谓的自由当然非指政治自由，而是选择的自由，在地下室人诡异复杂的体系里，此自由又是非决定论的自由，甚至也是反复不定与刚愎固执的自由。

积极的解决之道，只有在第十节才能看到连连的暗示。不过管制出版品的检查人员把这一节给查禁掉了，在写给他兄长的一封信上，托斯托耶夫斯基说道:  检查处那头猪猡，通过了我写的最露骨、骂的最凶的部分，但是我提到信基督才能得救的部分，他却大动刀剪。查禁的章节，托斯托耶夫斯基未曾再予复原，今本第十一节之中，地下室人只是如此说道:  我是在骗人，因为我心知肚明，地下室未必好，不过这里有所不同，应该说大大不同，我渴盼这种不同，但就是遍寻不获。在托斯托耶夫斯基其他作品里，这种大大不同指的是愿意追随基督，即使痛苦也在所不惜。

在《地下室手记》里，托斯托耶夫斯基还故弄玄虚，假最卑劣的角色之口，道出他对人类和历史的看法，他谈的是人性中的顽劣之处以及历史上的血腥悲剧。19世纪西方东传俄国的论人之见，不外传乐观、功利、乌托邦以及进步的角度立论，俄国的革命志士中有人对此种见地深信不疑，义无反顾，但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对此横施鞭挞，托斯托耶夫斯基虽一心批判社会，然小说中并未暗示任何标本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