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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古文附译文经典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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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古文附译文经典全本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中国儒家经典书籍。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将“四书、五经”合称“四书五经” 。

何为四书
《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一起合称为四书,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几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前年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家学派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则,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一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惕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之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贲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为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中庸》

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造造尔。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皓,反求诸身。

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宜尔妻孥。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吲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拚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才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则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攒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祖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祖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谛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庐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怯,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文王,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乎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誉于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养生,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诗曰:衣锦尚炯。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不愧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子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化民,末也。诗曰:德遒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宋代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论语的贡献很大。

《孟子》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何为五经

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绌,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 《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各种变化,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她也是中医之子向更高层次学习的门槛。

如果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易经》分为三部,炎帝部落所编用成为连山易,黄帝部落所编用成为归藏易,而另一部则由周文王写为《周易》。连山易以艮卦为首卦,流行于夏朝,归藏易以坤卦为首卦,盛行于商朝,2005年,《连山》与《归藏》都已失传,是我国古代文学一大损失。《连山》与《归藏》是占卜之书,《周易》则是周文王以伏羲八卦为基,卦卦相合,形成了阐述宇宙一切物质事物运转消亡规律的六十四卦。 又由周文王改写,孔子也曾为《易经》编写过《十翼》。

《麟经》

孔子所著《春秋》一书本名《麟经》,相传孔子编纂此书时,有一猎户背一奇形怪兽请教孔子所猎者为何物,孔子见状大惊曰:麒麟本是太平兽,缘何生来不逢时。自此便停著《春秋》,三年后孔子亡故。后人以此典故称孔子所著《春秋》为《麟经》,奉为四书五经之一。

之所以以“春秋”一词命名史书,而非“冬夏”,是因五行学说中,“春秋”之位相应“东西”二方,东为木、西为金,金木为篆,故可标禀历史;金木为实,故可以史为鉴。有此缘故,故名“春秋”。而“冬夏”二季相应为“水火”,是阴阳变化之极,变化不定,故此不以此立说,亦不称物为“南北”也。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诗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编集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 8 岁 。 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 。 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 , 分为风 、 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 。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②雅 。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 ,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 即所谓正声雅乐 。《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

《尚书》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春秋》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公羊传》与《谷梁传》是为解春秋之笔法,释《麟经》之精妙,但于《麟经》并无后续纪年。《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是孔子所著《麟经》之续,同为鲁国编年体史书,故与《麟经》并列。《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乐经》

于战国时期失传。传说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被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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