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控关系中的分寸感——贾诩与张廷玉

同样是朝廷重臣，为什么贾诩能够高官厚禄、现实安稳，而全心全意、鞠躬尽瘁的张廷玉却不能善终？

太庙之荣的得与失

贾诩在曹操阵营中并不是鞠躬尽瘁的谋士，他对曹氏不问不说，问了也不直接说。他很少主动献计。但在几次重大的曹氏问计中，他都出了重要的主意。曹氏采纳贾诩建议的，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的最终失败。曹氏在几次问计成功后，也给贾诩丰厚的回报，在官职上，一路晋升，曹丕继位后拜贾诩为太尉，对其子也封官加禄；在名望上，贾诩死后配享太庙。

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元老，他起于康熙时期，并在雍正时期全力辅佐胤禛，在乾隆时期步入晚年。张廷玉可谓是康熙、雍正的肱股之臣，他不仅深谙臣子之道，而且对每个皇帝都非常了解，他不仅能出主意，而且还像个高级秘书一样，把皇帝的意思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作为康熙雍正的左膀右臂，张廷玉得到了雍正给出的“死后可以进太庙”的封赏。太庙是帝王的家庙，能被允许进太庙的人，相当于皇帝本家的人。张廷玉真是太长寿了，他熬死了康熙和雍正，进入了乾隆时期。此时的张廷玉位高权重，严重影响了乾隆的权威，所以被乾隆打压，在世时被剥夺进太庙的荣誉。

在君臣关系上的求因问果

贾诩被风光无限地送入太庙，而张廷玉却被剥夺了进太庙的荣誉。相同的地位却有不同的命运，为什么呢？

对这一问题，既有权力结构的分析，也有从人物的性格特征的探索。这些对认识命运差异背后的原因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任何个体的命运都是与他人的关系息息相关，人都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甚至可以说人是关系的产物。不论是三国时期贾诩与曹操，还是清代张廷玉与康熙、雍正和乾隆，都是臣与君的关系。在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如何处理君臣关系是主轴，是处于朝堂之上的每个人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政权运行中的君臣关系包括决策中谋与断的关系；执行中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非制度性的人情关系。这些关系的分析有助于透视贾诩、张廷玉的命运。

谋断关系中的分寸感

拿主意是君权的核心功能，如果连拿主意都由大臣来做，就无法体现君主的权力，甚至折损君主的权威。这是君主所不能容忍的。不论贾诩还是张廷玉，做臣子尤其是高位臣子，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参谋，简单来说就是出主意。大臣出主意，皇帝拿主意。臣子要负责出主意，要为皇帝的难题提出方案。至于最终的决定，取决于皇帝。谋不能代替断，断不能没有谋，在谋断之间要把握分寸感。

贾诩作为谋士这一点非常到位，当被曹操或者曹丕问计时，他只是提供方案，绝不替曹操或者曹丕拿主意。皇帝不听，贾诩不会拦住；皇帝未做决定，贾诩不会替其做决定。

张廷玉是康熙和雍正的肱骨之臣，他积极介入到皇帝的决断中。比如康熙接到太子胤礽参与刑部冤案的奏折，气得火冒三丈，他把折子给张廷玉看后，张廷玉直接烧掉折子。张廷玉烧掉折子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超越了谋臣的权力边界，尽管他能体会和理解、揣测皇帝的意图。越权一旦被容许，就会产生第二次、第三次。

臣子做好臣子的谋，不可僭越皇帝的断，方能相安无事。否则，长期如此，就会君不君，臣不臣，结果就是要么臣子野心变大而篡位，要么皇帝杀掉臣子。

非制度性人情关系的分寸感

任何制度化的关系中都囊括着人情关系。现代社会的政府制度试图剥离这种人情关系的影响，但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情。人情关系是难以被彻底剥离的，它深度嵌入制度关系，人情关系可以控制权力运行的方向，权力也会突破人情关系，摧毁个体。

贾诩即使作为曹操和曹丕的重要谋臣，他也非常在重视君臣人情关系的分寸感。他认为自己非曹操旧臣，怕曹操猜忌，他采取自保策略，闭门自守，不与别人私下交往。他子女婚嫁也不攀结权贵，也没有与曹家攀亲带故。贾诩对人情关系的控制，就是避免将人情关系带入到君臣关系中。

张廷玉虽没有与君王攀亲带故，但清代科举制下的门生制度使得张廷玉的人情关系广泛扩张。张廷玉是三朝元老，做过康熙、雍正的肱股之臣，他在朝廷位高权重。几乎汉人进京赶考的，都会拜入张廷玉门下。这些汉人一旦高中，都要仰仗张廷玉的举荐以谋取官职。这种师生关系深度影响了朝廷中君臣关系。乾隆在朝廷中做出重大决定时，汉臣都会看张廷玉的风向，这就扩张了张廷玉的权威。权威的分配是一种零和博弈，张廷玉多了，就减少了乾隆的权威。其次，张廷玉与雍正关系非常亲密，以至于雍正许诺张廷玉死后可以进太庙。雍正的许诺是由乾隆执行的，许诺在乾隆这里就是一种束缚，而张廷玉多次提醒乾隆进太庙之事，实际上就是用他与雍正的交情施压乾隆。所以，乾隆打压张廷玉便是必然的。

人情关系是政权运行的润滑剂，但是人情关系过界就会成为演化为权力斗争。只有能够控制人情关系的分寸感，才能不被人情关系所绑架，成为人情关系的牺牲品。

朝廷就是个大职场，不论处在什么位置，明白关系的边界，尽好本分，掌握好君臣关系的分寸感，方能官运亨通，现世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