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常时期的偶像胡冬娥

这次回乡，我终于见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朋友“胡冬娥”，听说我回来了，她早早的在事先约好的地方等我，我刚打开车门，她跑过来，我们两个女人，发了疯一样的拥抱在一起，彼此用手狠命拍打对方的后背，声声砰砰响，一直到双方骨头架子快招架不住。

我抓住她的肩膀，推开一点说：“你还是那么丰满，那么有魅力，把我从几千里之外吸引过来看你。”说着我哈哈大笑，她也随即哈哈大笑，笑声跟着一响一响的越传越远，气氛好像回荡到了三十多年前我们劳动的地方“青山水库”。

我认识“胡冬娥”，是在我出生地湖南省临澧县新合公社，芭茅大队她当妇女主任的时候，但真正认识她是在“青山水库”工地。

我和“胡冬娥”是同龄人，但不是同一阶层的人，她是贫农，大队妇女干部，在当时贫下中农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着可以对我这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后代“狗崽子”，随时可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更何况她又是大队妇女干部，按理说她要和我划清阶级界线的，但是，在那政治空气令人窒息的，恐惧的年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随时都能看见一只只挥动的拳头要打倒我们这样的“狗崽子”，一双双警惕的眼睛监督着我们这样的“狗崽子”，一张张无产阶级斗争的脸对视着我们这样的“狗崽子”，就那样的一个非常时期，她成了我的好朋友。

人在面临困境时，最容易感到失落与绝望，别人一句关爱的话能让你受伤的心休息一下，能让你渡过难关，能让你走出困境，在文革非常时期，为什么有那多人走上绝路？不是吗？无论你有多难，只要不知从哪里透进一丝微弱的关爱，我们就看到了前面的希望。

在那非常时期，“胡冬娥”不歧视我们这样的“狗崽子”的干部，是她要冒政治风险的。

当然，当初的境遇是由时代造成的，但我不明白当时的“胡冬娥”为什么与众不同，到现在我还经常想，是她有一种超前的思想意识？还是她当时心理就有一种潜在的逆反心理？我想了几十年，也没有真正明白。

几十年来我一直想问问“胡冬娥”，但自从我70年离开“青山水库工地”后，和她就失去了联系，三十多年没见到她了，这次回湘，通过多方打听，总算联系上了，许多事情总是在他人提起时才回忆更清晰。

我们叙旧时难免要聊到文革，她主动谈起我在文革那时候的处境。她说她那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也没想到去歧视我这个“狗崽子”。我们是同龄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为什么要那么不公平去对待？她也搞不明白。我说你“胡冬娥”胆子也够大的，文革高潮时，你还请我这个“狗崽子”，躲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帮忙给你在部队的男友写了三年情书。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了，你为此而受政治牵连？坐在旁边的，她的丈夫听到这里吃惊的说：“什么？我当初收到的情书是“胡素文”代写的？三十多年了，“胡素文”今天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她自己写的。”说实在话，当年我不是没怀疑过，“冬娥”怎么有这么好的文笔？话说到这里，“冬娥”用一只手拍了我一下肩膀，哈哈大笑一阵后说：“素文，你真行，你把我三十多年前的秘密都说出来了，我饶不了你。”我接着她的话说：“好哇！我看你采取什么办法惩罚我。要不这样吧，你们二人在家里亲自给我烧好吃的来惩罚我，否则，素文我也不饶你们呀！”他们二人激动得一边说一边还用双手做着炒菜的动作对我说：“好！好！我们把你接到家里亲自动手烧一些家乡风味来惩罚你”。

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的青少年被下放到乡村。我被生产队安排在“青山水库”工地，那年十七岁，在“青山水库”工地，幸运地碰到了妇女干部“胡冬娥”，更难得的是在文革非常时期，她成了我的好朋友。

在“青山水库”工地，我们八十多个十七八岁左右的女孩子，住在一个用稻草搭的圆形大工棚里。睡的所谓床就是几根竹棒围着工棚支起做床架，上面放一些稻草，再放上自己的棉被，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家的住宅面积除了能让你睡觉翻身的那么大空间，还有一个集体放箱子的地方，{当时也没什么行囊}再就是能容大家进出，不到半米宽的通道。我和“胡冬娥”的家挨着，有时候半夜不小心，睡觉翻身幅度大点，我的胳臂就会压在她的身上。在这样的家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多时间。

当年修“青山水库”，有六万多民工，各个阶层出身的人都有；大部分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很多是“知青”。“知青”这个称号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是极为陌生的。然而当年却实实在在地撞击过每个人的心扉。像我们这些十六七岁左右的就下乡的，大脑里天天想的是：劳动自食其力。面朝黄土背朝天，晒黑皮肤炼红心，这些就是我们当时崇奉的信条。

在“青山水库”工地是军事化行动，每天劳动八小时。八小时以外除了学习老三篇，背毛主席语录，再没有其它事情做。不像现在有电视，手机看，离家又远。

有一天“胡冬娥”告诉我，她有一个亲戚住在离工地不远的山上，亲戚家屋前屋后都栽有李子、桃子、桔子、枣、石榴……各种果树。

我俩第一次去她亲戚家记得是春天。正如她告诉我的那样，亲戚家屋前屋后都

农忙

原创：胡素文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