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之灵——重读成都草堂寺

　　“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南朝刘宋文人孔稚珪以“草堂之灵”的名义写了一篇传诵千古、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名曰《北山移文》的文章，将同朝为官的周颙痛骂一番，从此，周颙就因为这篇文章，而背上了一千多年的“假隐士”的“黑锅”。对于读书不求甚解的人而言，从这篇文章里学一学骂人的技巧也就够了，然而倘若遇上读书而求甚解之辈，就不免要考证一番：你孔稚珪之所谓“草堂”到底是哪个草堂？而草堂背后的那个“灵”到底是什么“灵”？而被骂的周颙是否得罪了那个“灵”？而这篇骂人的文章，对我们今天的人们意味着什么？

　　所谓“草堂”？指的就是成都的草堂寺。据《南齐书，周颙传》云：“（刘宋）大明八年，益州刺史萧惠开赏异颙，携入蜀，为厉锋将军，带肥乡、成都二县令。······泰始四年，随惠开还都（今南京）”《文选》李善注引梁简文帝《草堂传》云：“汝南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岭雷次宗学观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就是说：周颙仿照成都草堂寺，在建康（今南京）钟山又建了一座草堂寺。

　　那么，草堂背后的那个“灵”又是指什么呢？

　　人，是符号世界的居民。中国古代文人之栖居与归宿，一曰“仕”，一曰“隐”。“仕”与“隐”与其说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不如说是两种截然不同、格格不入的人格模式。所谓“灵”，倘从现代心理分析的视角观之，就是“获得了自主性的人格模式”。“仕”有“仕”的人格模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制内”人格。“隐”有“隐”的人格模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体制外”人格。现代心理学观察到：人格的“自主性”在人们身上的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体制内的干部，如论他此前是什么样的人，一旦在体制内混久了，就不免沾染上一种“体制化”的习气以及思维习惯。举动必带官样，出口即打官腔，亦即今天所说的“官僚作风”。此人格已然内在地体制化了的人是不自觉的，他们并不会感到这有什么不对劲。人格模式的形成，源于自带惯性的处境和环境。所谓“体制内”，乃一残酷而激烈的权力角逐之场，来到这个场中玩权力游戏的人，必先穿上厚厚的“人格面具”之“铠甲”，以防备无处不在之“暗箭”。所以，在官场混久了的人，自然而然拥有了一种人格特质——假。做官之人倘若不能把“假”的本事练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其躺枪的几率实在是太大了。

　　与此恰恰相反的人格模式就是“隐”。隐士，多被人们称为“真人”（比如唐代益州灵泉县那个著名的朱桃椎真人）。他们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与天地精神往来，自然不需要戴上“人格面具”的“铠甲”，没有得罪上官的顾忌。他们是不需要势力场上的那些符号来武装自己的人。他们活着的最大目的就是追求精神上的快乐，就是自由自在。人性总是喜欢自由自在的。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到官场上去找不自在呢？因为有的人有虚荣心，有的人怕饿肚子。如果说，虚荣心强的人进入官场养成一种体制内人格是顺理成章的话，那么那些本性更趋近体制外人格、只是因为怕饿肚子而进入官场混口饭吃的人则不免面临巨大的内心冲突。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所折射出的，就是此两种格格不入的人格模式之间的永恒冲突——选择当官，就必须不情愿地面临“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的问题。

　　在中国文人中偏向“隐”之人格而不能不去当官混口饭吃或机缘巧合或命中注定而吃上了体制内这口饭的人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处理不好此二种绝对冲突的人格模式而最终退出官场或丢掉性命的人（比如：陶渊明、嵇康、杜甫等），另一种的巧妙地处理好了此一冲突的人（比如：被孔稚珪骂的草堂寺的主人周颙、山中宰相陶弘景等）。

　　那么，草堂主人周颙处理好“仕”与“隐”之间的绝对冲突的秘密何在呢？秘密就隐藏于“草堂”二字。

　　姚秦天竺国名僧鸠摩罗什到长安创立草堂寺翻译佛经，其中《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了后来佛教三论宗的理论基础。继鸠摩罗什之后的三论宗思想的阐发者就是僧朗和居士周颙（周颙曾著《三宗论》，惜已失传。周颙在钟山造的草堂寺和附近的栖霞寺也就成了佛教三论宗之又一祖庭，这让人不免想象，成都草堂寺在佛学传承上是否位于长安草堂寺与南京草堂寺之间？）。而三论宗之核心思想就是把“空”与“有”统一于“中观”之中。在我们今天看来深奥的佛学理论对于解决周颙这样的人的内在的“人格”冲突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一个追随自己的良心之所安的人到了官场那个残酷的环境，目睹了残酷的事情，可怎么办呢？《南齐书周颙传》记载：“宋明帝颇好言理，以颙有辞义，引入殿内，亲近宿值。帝所为惨毒之事，颙不敢显谏，輙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这就叫圆滑变通。而足以做到此圆滑变通之理论准备，就是佛学之所谓“一心三观空假中”。

　　到了唐代，有一个处理不好“仕”与“隐”之间的人格模式之绝对冲突的人，来到周颙当初的在成都驻足过的草堂寺，也搭起了一座草堂，此人就是大诗人杜甫。

　　我们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会觉得杜甫在成都的处境何其凄凉。可我们忘了，当时的剑南节度使严武乃与杜甫是世谊之好，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省委书记的铁哥们”。我们今天能想象一个“省委书记的铁哥们”住着茅屋还为秋风所破吗？其实，严武一只在想把杜甫再次拉入体制内（上一次杜甫出局就因为直言躺枪）。而杜甫对自己的性格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他那“草堂之灵”和官场是格格不入的。可以“但有故人供禄米”，但“漫劳车马驻江干”，不想跟官场搅得太深。不过，当严武第二次出任剑南节度使，把杜甫拉入体制内做一个“工部员外郎”，杜甫终于没能招架住禄米的诱惑而就范了。不久果然出事，因其看不惯严武的官僚做派，使酒骂人：“严挺之（严武之父）乃有此儿”！据有些史料说：严武假装不计较，而暗动了杀机，幸亏严武老婆通风报信，杜甫迫不得已离开了成都。可见杜甫虽是大诗人，诗才独步千古，可就是少读了鸠摩罗什在草堂寺翻译的佛经，不懂得“一心三观空假中”的道理，使酒任性，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新唐书》对杜甫性格的评价是：“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事，高而不切”。今天任何一个官场中人看了这个评价，就会做出肯定的判断：“杜甫太不适合在官场上混了”。

　　今天成都的草堂寺，已然被全然当做“杜甫草堂”的一部分。已经没几个人知道草堂寺和鸠摩罗什、周颙在佛学上的精神联系了（成都清代名士赵熙写过一通《草堂寺碑记》阐发此意，可惜碑石不在。）。更没有几个人知道孔稚珪借来骂假隐士的“草堂之灵”正是杜甫人格之灵——真隐士之灵。杜甫在旅游风景区的叙事中是被当做一个“爱国主义诗人”来纪念的。当然，风景区今天属于“体制内”的地盘。“体制内”的草堂博物馆绝对想不到应该把草堂寺恢复起来，打造成一个“体制外性格进入体制内之教育基地”。孔稚珪也是一个当官的，并且很好的处理了“仕”与“隐”的冲突。无论对他还是对周颙，“草堂之灵”都显得十分温和，因为接受了许多佛道思想，他们都把世态看得比较“假”。可是杜甫不一样，他没读多少佛书，把世态看得太真，终于被“草堂之灵”给诖误了。正如他在自己的诗中对自己评价的那样：“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