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文献综述（上）

《霍乱时期的爱情》文献综述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马尔克斯获奖后出版的第一步小说，是一部自我超越、颠覆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之作。

国外研究综述

David Buehrer 在《“地球上的第二次机会”：霍乱时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爱情中的后现代和后世界启示》中，以启示的角度分析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后现代、后世界视角的爱情。Luis H.Toledo-Pereyra在《医学，加百利·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霍乱时期的爱情》通过对小说中的人物乌尔比诺医生的形象分析，认为乌尔比诺医生是一位杰出的医师，精通人文科学，使患者和整个社会收益，总而言之，乌尔比诺医生为医学界带来了责任，专业和正直的光辉典范，他的实践为当代和后代的医生树立了榜样。Anne Hudson Jones博士在《文学与医学：霍乱时期的加西亚·马克思的爱情》中提及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对于许多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来说，可能是具有挑战性的文字，书中对在医学教育中使用文学的意义性出发，论证了这本小说为医学领域所提供的价值。

目前国内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主体思想和人物形象的探讨上，在叙事策略方面研究较少，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主题

    《霍乱时期的爱情》作为经典爱情小说，一直为后人所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小说的主题。《弗洛伊德与〈霍乱时期的爱情〉》（陈瑶）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运用了“人格结构论”即“本我”“超我”“自我”，聚焦小说文本，深入分析阿里萨复杂的人物特征。如文章指出在认识费尔米纳之前，阿里萨的“本我”“自我”“超我”三大系统基本保持平衡，在邂逅费尔米纳后，潜藏在他意识中追求爱的本能被唤醒，即“本我”被释放并指导他的行为；而在“本我”被压抑之时，为了释放“本我”，此时的“唯乐原则”使得阿里萨心如放纵状态，在费尔米纳嫁给乌尔诺比医生后，阿里萨便用世俗的性爱来取代对费尔米纳的虚幻的爱情；但即使阿里萨沉迷于情欲中，他也没有忘记过费尔米纳，对费尔米纳的爱似乎成为了他一生的信仰，此时阿里萨的“超我”使他处在了深情的极端状态；阿里萨的“自我”主要体现在两个行动上，第一，他在处理与众多女人情欲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果断和谨慎，第二，他对待和费尔米纳的老年婚姻上所采取的解决方式，都体现其避开道德的约束和指责。

    还有研究从小说的时间主题展开研究，在《论〈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时间主题》（王宛颍）分析了乌尔比诺和阿里萨两个人物的时间形式，指出《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两种不同的时间形式标注了乌尔比诺和阿里萨两种不同的时间形式，并体现出马尔克斯对生命深受束缚的固有形式的打破和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这一命题的思考，提到乌尔比诺的时间结构形式是一条连接具体时刻的直线，每天的生活都有迹可循，他的时间其实就是人们最为熟悉的形式，也是公认的最符合现实性原则的时间，但就其生命形式而言，他是深受束缚的；不同于乌尔比诺医生的以客观时间为参照的高度理性而精准的线形时间，阿里萨的时间是可以不断地回到原点的，这个原点就是阿里萨和费尔米纳短暂相处的日子，这个原点是阿里萨计时的开始，这样的时间坚守意味着阿里萨已经脱离了客观世界的种种芜杂的束缚，并遁入到纯粹的心灵自由境界中。

    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对比《霍乱时期的爱情》与其他作品来探讨对瘟疫这一主题的描写方式的异同，《浅析〈瘟疫年纪事〉对〈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影响》（钱方舟、武田田）通过对笛福《瘟疫年纪事》与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对比，分析两部作品中对瘟疫描写的不同与相同之处，发掘作品的精神内核，试图说明《霍乱时期的爱情》吸收了《瘟疫年纪事》中政府与瘟疫对抗的故事题材，和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提及《瘟疫年纪事》带给马尔克斯的更多是题材与叙事手法的启发，他得益于《瘟疫年纪事》中政府对抗瘟疫的描述，将瘟疫与战争、政治相结合，为的是表现南美动荡的政治环境，笛福虚实交织的叙事方法与马尔克斯的故事中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也不乏相似之处。

    有研究从权力关系视域对小说的主题和时代背景进行分析，《权力关系视域下〈霍乱时期的爱情〉解读》（钱浩君）指出，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写尽了爱情的所有可能性，把爱情表达为人生的中心，同时也关注那个时代存在于哥伦比亚的党派纷争、阶级对立、男权主义、霍乱流行等其他重要社会问题，在种种问题的交叉汇聚处凸显哥伦比亚社会纷繁复杂的权力关系。此外赵渭绒在《庶民理论与权力视域下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再解读》中，也通过后殖民视域下的庶民理论与权力理论对作品进行重新解读，试图说明女主人公费尔米纳与男主人公阿里萨的爱情是一部权力宰制下的爱情悲剧。

    魏辛在《西方为学中“爱与死主题初探”》中则是以《霍乱时期的爱情》作为例子，探究以其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爱与死”主题，分析其基本表现形式及成因，从而探究西方文学中爱与死主题的审美价值。指出“爱与死”主题的成因主要受西方个体本体文化的影响、基督教的救赎意识、源于生命意识的社会孤独感等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