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习作者

大学时代便开始试着写小说，有幸在杂志上发表了三个短篇，还写了一部小长篇。都是些不成形的文字，内容无外乎残酷青春、校园恋爱或者对职场的想象，如今看来幼稚粗糙，几乎没什么可取之处——至少现在的我不会认为那个女孩有当作家的潜质。20岁左右的作品，仿佛是本能地呐喊般地将情感宣泄出来，诉诸文字（也没有别的渠道），也可以说是向成年人世界蜕变的留念。那些故事自恋而肤浅，谈不上什么自我意识、对人的观察和思考，或者更普遍的人的处境。

大学毕业后就没再写小说了，灵感和激情都消失了，无话可说，忙着应付生活，忙着对抗接踵而来的几次心灵危机。快到30岁的时候，对生活多少有了些感悟，便又动起写小说的念头。写了几万字，连自己都觉得没劲，半途而废。我对小说这种文体缺乏了解，阅读量远远不够，审美水平相当低，心智尚未开化，或者说一切都处在萌芽阶段，不足以撑起虚构这项伟大的工程。

写小说实在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这代表一个人的全部——体验、阅历、见识、审美、意志、品质、脑力、体力、想象力……

直到2016年下半年，我已经33岁了，才认真琢磨起小说来。那半年我写了10万字左右的中短篇小说，一点点摸索着来，发表在网络上。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笨拙而执着地写下去，在实践中渐渐领悟小说的要素——人物、场景、剧情、对话、心理活动、遣词造句、情节的流动、虚与实的处理……凭借一种直觉，或者说小小的天赋，终于能把故事讲清楚了，还形成一点个人风格。

我是幸运的，出道没多久便引起一些关注，成为行距文化的签约作者。2018年花4个月创作了第一部长篇悬疑小说《对岸》，14.5万字。从某种角度来说，这部作品是“成功”的：2019年11月由凤凰联动出版，更名为《5月14日，流星雨降落土拨鼠镇》；2020年5月台湾悦知文化出版同名繁体字版；2020年8月，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长名单，评委给我的评语是：“聪明的作者，其智力在行文中随处可见。”

这些小小的成绩当然给了我很多动力，尤其是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这件事，“雨落荒原”这个名字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有一种登上文坛的意味。非常幸运，也非常感谢所有喜欢这本书的朋友们。

用我现在的眼光再看《5月14日》，有锐气有亮点，但问题也不少。首先，五个人物有雷同感，某些性格特征总像是一个人；其次，结构不理想，有些段落略显臃肿；第三，运用素材的能力欠佳，有时显得生硬、不自然；第四，行文还可以更从容、精致。

我更愿意将这部小说当作一篇“习作”，离成熟的作品还有很远的距离。

写完《对岸》之后，我陷入一段长长的迷茫期，仿佛被掏空了，不知道接下来写些什么。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能源源不断地拿出作品，根本没有这个信心。

2019年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经历了一系列创伤性事件后，将痛苦转化为创造力——我又开始写小说了。花两个月写就一篇近8万字的中篇小说，然而这却是一部失败之作。原因是我被素材困住了，被“真实”困住了，无法为素材插上想象力的羽翼，最终没有面世。

但这部作品对我却尤为重要，一方面，具有疗愈的功效；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她，我的创作有了一个重大转向——从类型小说到严肃文学。我发现，人人皆可写，每人都是一部小说。写类型小说终究不过瘾，也没有那么多好点子，而严肃文学或者说纯文学，是一个全新的没有限制的世界。我不必一味追求跌宕起伏的剧情、猎奇的故事，把重点放在了塑造人物上。我可以写非常平凡的人和事，在日常生活中发掘普遍的人性。我感觉自己完全被打开了。

2020年这一年，我写了9个中短篇小说，共12万字，起名《九只歪苹果》。写的是普通人、边缘人的故事，之所以叫“歪苹果”，意为“歪歪扭扭的苹果更甜”。这些有着各种各样人性弱点或者经历着不幸的主人公，才是有故事的人。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对文学的理解比过去要深刻得多。

纯文学有纯文学的困境，最大的问题是出版困难，现在读书人本就越来越少，能欣赏纯文学的更是小众。另外中短篇小说不好影视化，不如长篇小说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算起来，我写小说断断续续也有4年时间了，深刻地感受到小说新人的艰难处境。不知何时起，文艺青年已成了群嘲的对象，好像一提起这四个字就充满了讽刺之意。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人泼冷水道：“想不通你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干嘛要写小说？”尽管他压根没看过我的作品，就在为我的“堕落”而感到遗憾了。当然，如果一个人是天生的作家，是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她，除非死亡。

写小说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是实践的艺术。好不容易写完，新问题又来了——发表在哪里？传统文学杂志为新人留的空间极其狭小，版面早被已成名作家、体制内作家瓜分得差不多了，投稿邮箱里自由来稿被刊发的概率堪比中彩票。纯文学杂志的一项重要功能本应是发掘新秀，为新人提供舞台，虽然这项工作是吃力的，但总得有人去做啊！其实眼下不少纯文学杂志的稿费相当可观，有些甚至达到了千字千元的标准，因此更不可能把这块蛋糕分给圈外的新人了。这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新人想要引起关注，只好走另一条路——参加文学比赛。而内地的文学比赛太少了，一年比一年少，或者偶尔办一两届，无法形成长期的影响力。香港和台湾有几个比赛倒可以留意一下，比如每年一届的《台湾时报》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林语堂文学奖等，还有两年一届的“台积电中篇小说大赏”。对新人来讲，参加比赛算是一条捷径，并且相对而言更具公正性。

当然，除了笔耕不辍，还要尽可能多地阅读经典作品。正如杰克·伦敦所言：“书是干我们这行的工具。”我无法想象一个作家从来不读书，这是不可能的。阅读、写作、观察、思考，日复一日地循环，才能构建更加善好的精神世界。

我过着这样一种生活，把文学放在第一位，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创作”而服务。至少目前还没有灵感枯竭、写不出来的危机，我揣摩着或许还有10年脑力和体力的巅峰期，常常提醒自己一定要好好珍惜。

总之，我是一个晚熟之人，永远仰望着文学这座神圣的殿堂，永远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尽管目前的处境依旧艰难，写小说的心却愈发坚定，在这件事上，我总是不切实际地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