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法院打你，怎么了？”——做律师，那些不吐不快的事儿（之九）
关于针对律师的暴力，我刚做律师不久就听说过。那应该是1997年左右吧，说一位律师做了一个离婚案件女方的代理人。男方纠集多人跑到律师办公室，将律师打成重伤，好像两只眼睛给弄瞎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男方姓白，还是少数民族。
当时听了这样的事情，虽然也唏嘘不已，但还是因为远在其他省市，觉得离自己挺远。但是，到后来也经常在法庭上遭到对方当事人的恐吓。
类似在法院开庭后匆忙离去的事情，并不只有前面我说的那两次，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县法院开庭，对方律师在庭审中以攻击律师开始，在遭遇我的反驳之后，故意煽动当事人情绪。对方律师在庭审后，故意提前离场，让他的当事人在审判庭上扬言教训我方律师。
看事情不好，我们签字后，跟随法官进去法院办公去，让法官指挥当事人的驾驶员驾车进去法院里面，乘车离开法院。
有的律师就不是那么幸运了。据说在临沂开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故意杀人案件，在庭审后，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刚刚步出审判庭，就遭到被害人亲属的殴打，致使这位律师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因为我与这位律师很熟悉，况且我也知道这位律师前几年有段时间好久没有上班，但我并不知道竟然是因为执业被打住院！
律师在法庭上，人身安全没有足够的保障，庭审后更是危险重重，源于我们的法制体系中，并没有一个保护律师合法执业的强有力的体系。一方面是规定不够明确。比如前面提到的临沂律师在法庭被打，最后的处理竟然是以“违反法庭规则，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并且仅仅是给予了“司法拘留五日”的处罚！在万恶的欧美法庭上，这会被认定为“藐视法庭罪”被处罚，而且还可能会被认定为故意攻击他人课以重罪。
前面提到，有人可能会问，法院的法庭里不是都有法警吗，法警怎么不管？实际上，法庭上有法警值班，这可能是在电视电影上或者国外才有的情景。我们国内的案件审理法庭上，除了刑事案件开庭之外一般是没有法警值班的。
而刑事案件的法警，他们出现在法庭上主要不是为了维护法庭的秩序，更不是为了让当事人或者律师不被打，而是为了看守那些已经事先被采取了强制措施的被告人而已，怕被告人逃跑或者其他行为。
当然，那些直播或者录像的庭审，不管是民事还是行政，都可能会配有法警，但那都是做样子的，你觉得在那种法院极端重视的庭审中，会有哪个不懂事的当事人向对方挥舞拳头吗？那样的案件也绝对不会被选来直播和录像啊！甚至有些案件，直接就是都开庭了，为了宣传的需要，再拿过来走一遍程序而已。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法庭上发生这类事情时，很多法官都不知道怎么应对。记得有个案件开庭的时候双方当事人对峙很严重，其中一方对我代理的这一方就有很多恐吓之词，庭审后不顾有人拦着，非要去打我的当事人。我提醒法官要予以制止，法官说：“庭开完了，我们也管不着了，你打110报警吧。”
你如果认为打电话报警就可以制止事态发展，那你就Too young too simple了，叫来警察之后，警察会告诉你，“这事是在法院发生的，不归公安机关管辖。”就算有人受了伤，他们也会走人了之。
当然，就像前面所说的，也有的法官会说：“吵架你们出去吵，到法院外面去吵。”如果你是打人一方，你听到这话会怎么想？如果你是被打一方，听到这话你会怎么想？反正在我听来，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要打架你们出去打，到法院外面去打。只要不在我这里打，怎么打都可以。”
有一句话说得好，“对坏人的纵容，就是对好人的犯罪”。说起来好说，做起来就难极了。我们的问题在于以下几点：
1.很多地方没有相应的规定。因为我们的规定多数都是部门立法，各个部门自己制定的，制定的目的，自觉不自觉地只会去想自己执行起来怎么方便，怎么减少工作量，怎么不要给自己添麻烦。同时还侧重于管理的方便，而不是维护权益。
2.有规定也不一定执行。我们有些地方确实有了法律规定，但是很多规定执行不执行没有人、没有机构去监督。尽管我们在机制的设计上，看上去有了相应的机制，但是这些机制因为设计的动机、目的和运营机制、制度设计的原因，导致并不能发挥作用。其实，也正是因为各个部门的行动的高度一致性，导致相互之间的制衡与监督形同虚设。
3.实践中，很多法律规定往往被选择执行了。正是因为没有实质性监督，没有制衡，所以法律规定等成了谋求权力的工具，成了谋取利益的工具。凡是有利益的地方，就把法律做扩大解释，把自己的权力最大化。凡是要维护权利的时候，又会做缩小解释，把自己应尽的职责，降到最小，能不做尽量不做，能躲闪一定躲闪。
实践中，我们的主要精力都在琢磨说好听的，做到政治正确，对于如何切实保护权利，维护权益，切实保障社会的公平公正，研究得少，有实效的少。大话多，空话多，有时甚至睁着大眼说瞎话。平日里，开会多，调研少，不了解实情，很多规定和措施闭门造车，除了可以在年终总结中写点好听好看的内容之外，说不定基本属于扰民，扰政。看似做了很多工作，其实什么正面作用也起不到，说不定还有一大堆副作用。
我想起胡适一篇文章的题目，当然已经在几十年前就被我们批过了，那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19年7月，时间过去近100年了，听起来言犹在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