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一种菠萝味的忧伤——以现象学解读诗歌
诗歌形象与沉睡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型之间，并非是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直接存在论（ontologie directe）。诗歌形象不是过去的回声；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形象的突然巨响，遥远的过去才传来回声，而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些回声将在多远的地方反射和消失。
菠萝味的忧伤
当诗歌赤条条的摊平在书页，你并不能看到它的生成过程，但它的形象却在你心中生了根。
为什么一个新颖的形象可以作为全部心理活动的浓缩而出现？为什么无论单纯的形象有多不完整，它仍能在另外一个灵魂中激起认同，而不受制于常识和理性思维？
心理学家不停的描述他的感情，精神分析学家则忙于解开各种解释的乱麻。他对形象的理解比心理学家深刻些，认为诗歌形象总有一个背景。于是他专注于研究作者在生命历程中受到的压力，尤其是压抑的程度，宣称正是这种压抑塑造了诗人的作品。但这些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诗歌创作行为、忽然产生的形象、想象力的爆发。
由于方法上注定的缺陷，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都把诗歌形象理性化了，而这种理性是不同于诗歌逻各斯（logos）的另一种语言。再没有更恰如其分的说法了：翻译就是背叛。
在《空间的诗学》一书中，作者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以现象学方式，考察了诗歌形象最重要的特质，即心理上的新颖性。他宣称，诗歌创作行为没有紧密相连的过去，以供追踪它酝酿和完成的过程。
当一个人面对诗歌想象力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时，教育背景无关紧要，推理和思想框架亦收效甚微。他应该做的是灵魂的到场，在诗歌形象出现的那一刻来到形象面前：如果说有一种诗的哲学，它必然诞生又再生于关键诗句出现之际，对独特形象的彻底认同之中，对形象新颖性的忘我陶醉之中。
诗歌形象与沉睡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型之间，并非是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直接存在论（ontologie directe）。诗歌形象不是过去的回声；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形象的突然巨响，遥远的过去才传来回声，而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些回声将在多远的地方反射和消失。
组成诗歌形象的精神与灵魂
诗歌形象是流动的，而不像概念那样是建构的；要把握诗歌的特殊实在，就不能把形象当作对象或对象的代替物。一种不必然形成完整构造的实在性，一种纯粹但转瞬即逝的主体性，在两者之间由形象建立起的联合中，现象学家发现了一个充满无数经验的领域。科学思维的推理性被摒弃，现象学家精细的观察，而不强调结果。在这里，形象先于思想，是朴素意识的产物。
精神（âme）与灵魂（esprit）两个词的二分，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诗歌形象。加斯东坚信，诗歌是灵魂的初创活动。天赋是与精神结合的意识，经过知识的回路，更为严谨、完整、意向化；灵感则是意识与灵魂结合的产物，放松又活跃。为了作一首完整无缺且结构工致的诗，精神必须预先构思，打好草稿；但一个简单的诗歌形象只需要灵魂的运动。通过一个诗歌形象，灵魂说“我在场”。
Georges Rouault (1871-1958)
诗人和画家是天生的现象学家。Georges Rouault的画具有一种内部光线，灵魂认识这种光线，并且从色彩绚丽、阳光照耀的世界中将它转化出来。想要理解、感受和喜爱Rouault的作品，“必须把自己投到中心、内心、圆心中去，在那里一切都获得了源头和意义：正是在那里我们找回了那个被遗忘或者说被抛弃的词，灵魂。”懂得光从哪个源头出发，体会到红色激情的内在意义。野兽派绘画是灵魂的现象，作品必须救赎一个受激情折磨的灵魂。
即使形式在约定俗成中认知、被感知、被塑造，在受诗的内部光线照亮前，它不过是精神的单纯对象。而灵魂会开创形式，居住其中，怡然自得。
闵可夫斯基（Minkowski）深入研究过回响（retentissement），在那里诗歌形象获得了一种存在的音色。共鸣散布于我们在世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听见诗，它代表了精神的丰沛（exubérance）；而回响召唤我们深入我们自己的生存，诗成了我们自己的，它代表了灵魂的深度（profundeur）。诗以其丰沛在我们心中激起了层层深度。所有的诗歌爱好者都曾有过这种印象：诗将我们整个的抓住。存在被诗紧紧抓住。
形象在感动表面之前已经触动了内心深处。我们接受了诗，同时获得新生；诗歌形象变成我们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我们本就应该创造它；诗通过把我们变成它所表达的东西，从而表达我们。在这里，表达创造存在。
有一天，我们将重新说出这句诗，来传递我们的情感。这是灵魂之间的相互过渡，而不属于因果关系。对于诗歌形象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它的铺垫，尤其不是文学模式中的文化，或者心理学模式中的知觉。诗歌形象的新颖性将问题直指想象力的创造性。而现象学家所做的，就是找出各种诗歌形象的起源价值。
诗歌形象闪耀其中的诗句，组成了一个个语言空间，而读者好比“语词长廊中孤独的勘探者”。这个空间是由生命经历的语句所具有的单纯冲动穿越并编织而成的。形象在诗句的行列中流动，激发想象力，像一束神经纤维。读者进入这个语言空间的唯一钥匙，是豪无保留的给出自己。
当然，指望达成一种支配整个作品的综合性现象学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分离出的形象层面上才能进行现象学的“回响”。出于方法论上的必要性，加斯东提出绝对升华（sublimation pure）概念，以明确和精神分析学研究相对的现象学情景。绝对升华不升华任何东西，而是卸下激情的重负，从欲望的刺激中解脱出来。
但当你把这种意义断裂、感觉断裂、情感断裂的例子提供给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只能在诗歌形象中看见单纯的、转瞬即逝的游戏，形象对他们而言不再具有意义、心理学上的意义、精神分析学上的意义。但这类形象有的恰恰是诗的意义——想象力借由成千上万喷发而出的形象，居住在诗歌里。
精神分析学家会这样反驳道，升华是种垂直方向上的弥补，是诗人向高处的逃遁，正如弥补是一种侧面的逃遁。他挖掘一个人的历史，展开诗人的隐痛，用肥料解释鲜花。
对于现象学家来说，形象就在那里，诗人正在诉说。尽管语言中的幸福支配着冲突本身，读者却不需要为了抓住诗人言语中的幸福而去体验诗人的苦痛。诗歌中的升华高悬于有关俗世间不幸灵魂的心理学之上，诗歌有一种为它自己所特有的幸福。
诗歌在他的作品中所经受的火焰如此炽热，读者不需要再去原始的火炉中体验。“自此，一种对诗人的全新定义呼之欲出。诗人就是经历着的人，即超越着的人，并且命名他所经历的东西。”“没有绝对的创造就没有诗。”
这种类型的诗歌是罕见的。大部分诗歌与激情混杂在一起，较为心理学化。精神分析学家研究的正是这股激情，却忽略了最高实在中的诗歌形象。他们的兴趣“从艺术作品上移开，迷失在心理学先行事件的混沌中，诗人成了临床病例。艺术作品的精神分析远离了作品，争论转移到了一般人类的领域，无视艺术家的特殊性，更与作品无关。”
Ne psuchor ultra uterum. （精神分析学家莫越出子宫之外。）
Charles Lapicque (1898-1988)
Charles Lapicque的作品曾得到这样的评价：“尽管他的作品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各种空间表现力的了解，但它并不是在运用这些东西，它不是根据现成方法做成的……无技艺并不是无知，而是艰难的超越知识的行动。正是通过牺牲技艺，作品每时每刻都在一种纯粹的开端，这一开端把创作变成了练习自由。”
这段文字可以直接为诗学的现象学正声——即使在绘画这样最见技巧的艺术领域，重大的成功都不是技巧上的。从根本上来说，现象学终结过去，直面诗歌的新颖性。
Lapicque回忆自己画赛马时，“期望画作带来的惊奇和观看真实的赛马带来的一样多。创作并不是再造过去的场景，而是以全新的方式将过去重新经历一遍，甚至给予自己获得新的震惊的可能性。”艺术家不是像他的生活那样创作，而是像他的创作那样生活。形象的生命全在于它的灵光一闪中，超越了所有的感觉和资料。
于是我们清楚的看到，作品是那样的高于生活，以至于生活不能解释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