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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西方富裕国家现存法律和金融体系的问题

2019-02-02  本文已影响2人  沛文沛语
摘自诺贝尔奖得主尤努斯教授最新著作《普惠金融改变世界》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副标题: 应对贫困、失业和环境恶化的经济学
原作名: A World of Three Zeros
ISBN: 9787111596165

现在来认真反思西方富裕国家的法律和金融体系需要进行哪些变革,时机再恰当不过。 2008年到2009年,世界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给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带去难以想象的苦难。那场危机起源于美国——多数人认为美国的法律和金融体系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完善的。

危机期间,美国众多受到严格监管的银行损失惨重,有些甚至需要政府出手救助才避免完全崩溃。巨额的公共资金被用来保护金融机构——它们注定“大而不倒”,这成了新的公众责任。这场危机有众多原因,包括某些银行家带有欺诈性质的贷款,但是多数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抵押支持证券和华尔街的专家所设计的复杂的金融工具的定价和交易系统本身存在缺陷。这些金融工具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旦原生证券市场的弱点暴露,恐慌迅速在银行家和投资人之间蔓延,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样的资产或者真实价值是什么。市场崩盘的结果是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承受巨大的损失,尽管他们什么都没做错。很多人失去了家园、工作以及多年辛苦工作积攒的可怜积蓄。

讽刺的是,当华尔街复杂的金融架构以及其精巧的法律保障、保护网崩溃的时候,像孟加拉格莱珉银行这样基于信用建立的小额信贷机构却持续繁荣,丝毫没受到世界其他地方金融动荡的影响。美国格莱珉银行也是如此,这家美国版的小额信贷机构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当年刚在金融危机的中心纽约设立。显然,比起金融家的精巧设计,生活在孟加拉村庄和纽约市贫民区的妇女的诚实和勤劳是经济价值可持续的更可靠的基础。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1997年。当投机借贷的泡沫崩溃的时候,很多亚洲国家的整体经济急剧下跌,但这些国家的小额信贷机构却持续繁荣。看起来,在经济危机中,当“主流”的金融机构摇摇欲坠时,小额信贷机构却是风暴中安稳不动的岛屿。

就像我所说的,格莱珉银行依赖基于信用的简易金融机制发放贷款,不需要任何法律文书。我们设计的贷款体系不需要任何抵押物——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最穷的那些人。出于必要,我们的免抵押体系基于信用和可持续获得贷款的激励以及保障还款能力的其他支持。格莱珉银行从来没动用过律师或法院来收回任何一笔贷款。

而且,格莱珉银行的商业机制简单、直接、透明。贷款和储蓄的利率在官网上一目了然。所有贷款都是用于创造收入的活动、住房和教育而不是用于消费。大部分企业贷款的利率是在20%的基础上往下降,没有任何附件条款,这低于政府规定的小额贷款最高利率——27%。格莱珉银行还给10万名乞丐发放过贷款,我们称之为“正在挣扎的社会成员”。这些贷款完全免息,并且没有任何还款时间限制,目的是鼓励这些人不再乞讨,成为正常的存款人和借款人。越来越多的这类借款人已经完全不再乞讨,他们成为小贩或者从事其他有收入的职业。

同样,格莱珉银行的所有权和管理架构的设计也有利于权责清晰和促进开放。借款人(也称为“会员”)拥有银行75%的股份,12位董事中9位是女性借款人,她们由借款人选举产生。

结果不言而喻。格莱珉银行还贷率一直稳定在98%以上,即使是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格莱珉银行通过一套简易的贷款、还款和储蓄体系,赚的钱足够保障兑付、独立自主,实现了盈利和自给自足。和主流银行体系不同,小额贷款从未造成影响全社会的金融动荡甚至威胁国家或者世界的经济稳定。

有鉴于此,我们不禁要问,复杂的法律合同对主流金融行业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和成千上万个机构究竟有多大帮助?数据表明,美国最近的房屋拍卖中,有一半的情况是借款人和贷款人从来没有直接沟通过。相反,格莱珉银行的贷款人和借款人每周都在中心会议上直接面对面,这样的会议遍布孟加拉8万个村庄。

复杂到普通人无法理解的合同并不是银行家和他们本应服务的人群之间建立健康关系的坚实基础。当合同复杂到银行家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时候,合同也就没什么用处了。

为了解决合同无法保护借款人和其他银行消费者的权益,像美国这些国家的监管者已经颁布规定,要求用清晰简明的语言披露任何金融协议中的关键条款和要求。制定这些监管要求的意图是善意的,但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披露声明埋藏在一大堆无人能懂其含义的文件中,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发达国家的法律和金融制度极度简单化,像格莱珉银行一样完全基于信用运作。我认为创造一个全新的,基于自利、共享和对社会利益的共同追求的经济体系——该体系的维系大体上也依赖共同的信任而不是正式的制裁,在法律和金融上的挑战可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复杂或者令人望而生畏。因为如果你创建一个组织的使命并不是为了让个人发财,而是为需要帮助的人创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多数人出于利他的精神都乐于援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没必要争着战胜对方,为防止被剥削而设置的复杂的保障条款也不像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商业世界中那么重要。

尽管社会企业的领域和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之间有明显区别,但两者都有足够的空间繁荣发展。当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无私的企业”这一概念,参与创造社会企业并享受其带来的利益,对“穷人才能帮助穷人”的经济学的理解才能普及。这会帮助人们无须借助复杂的合同来约束彼此之间的行为,出于共同信任来协力工作变得更容易。


在我看来,诺贝尔奖得主都是“神人”,但其中有两个更接近“圣人”:他们选择与最贫穷的人站在一起,竭尽一己之力扛起社会文明的底线。特蕾莎修女已经故去,尤努斯先生仍然在坚毅前行。请支持,哪怕仅仅是阅读。

——黄菡 (格莱珉中国公益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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