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一九四九》

"他们听说，台湾四季如春，物产丰隆，于是许多人变卖家产，携带家眷，挤上这艘航向南方的船舶，寻找一生的太平岁月。"

太平轮背景

太平轮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输货轮。

（《寻找太平轮》记录片讲述：因与德军占况激烈，此船原打算服役一次即报废，所以并不适合长期使用，船体非按正常运载船体规格质量建造。）

1948年7月14日，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向太平船坞公司租来，开始航行于上海、基隆间。

初期投入营运是作为交通船，大半是商贾、眷属、游客和转进台湾的公务人员等。但同时秋日过后 ，因国共内战情势紧张，随着时局动荡，此时就成了逃难船。

1948年11月6日到次年1月，历时66天，惊天动地的淮海战役（大陆称徐蚌会战），共军60万击败了国军80万，国民党败走台湾。

蒋介石已作南迁准备，1948年12月起，故宫国宝、中央银行的黄金，也几乎同时秘密启动。上海外滩实施宵禁，但船只无视宵禁，仍在夜间开航。这时船票一票难求。

1948年12月起，太平轮除了民从购票，军方也征用作为军人与眷属的运输船。一些学校、军方部队，开始大规模往台湾迁校、迁退。

1949年1月27日，是年关前最后一班船往台湾，大家都争相挤上船。般只满载，加上商家的货物到台湾销货，各政府机关的报表文件，档案中初估有钢材600吨，中央银行重要卷宗18箱，国民党重要党史资料，来往两岸商家的账册等。

原来有效卖出的船票是508张，报载562人，实际上船旅客，远超过千人。船票行价是15到20条金子，但不少认识船员的旅客也无票上船。

太平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运输船，是美军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备补给的，完成任务后就被击沉，并不作为主要的客轮，早年还是以废铁名义卖给战后的中国船公司。这是船在‘二战’期间，被德军打沉很多艘，制造过程是依标准规格建造，只要有单层船底，配上引擎就能航行。

细数太平轮出事原因

最后一班太平轮出事原因，传说纷纭，有人说是超载，有人说是船员只顾饮酒作乐。

太平轮原定1月27日上午启航，后改到下午2时，直到开航前，太平轮仍在进货，当天午后四时半才开航。

有人说“那时甲板与码头齐平，以前我上船得由梯子上船，而此次竟是抬脚即可上船”。可见太平轮吃水载重的程度。

葛克（生还者，妻子和三个女儿均罹难）提”全船无一空地，非货即人，因此加速下沉”。

生还者徐志浩描述：太平轮与建元轮，都是晚上夜行，熄灯急驶，太平轮大副当天已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记调舵，等发现建元轮迎面而来，提醒挂灯鸣笛已经来不及，两船相撞时，又没有即时放下救生艇，放下后，也没人割断绳索逃生。

（据纪录片《寻找太平轮》讲述：当时南方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为将学校迁移到台湾进行考察，过年与在台湾探亲的亲女团聚，没有买到船票的他，认识太平轮的上述三副而登船，在太平轮事件中罹难。）

海上求生

生还者有叫乔钟洲，后来到了台湾，投入《时与潮》杂志社工作，是齐邦媛教授（台湾作家，祖籍中国东北，《巨流河》的作者）的表兄。

在海上求生，有温暖的相助，也有人生的丑恶。太平轮上政商、名流、要员聚集，如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与同行的山西同乡、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蒋经国留俄同窗好友俞季虞，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之子，台湾清真寺创办人常子春的家人，台湾陆军训练部司令教官齐杰臣的家眷五口，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海南岛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海南岛司令王毅将军，天津市长之子，《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

在台湾受访者家属中，李昌钰之父，林月华之父，棒球名球评家张昭雄之父，东势宝岛熏樟的吴禄生……都是早年成功的富商，还有香港已故女首富龚如心的父亲等。

生还者

太平轮、建元轮互撞，大约在1月27日晚11点45分左右 ，建元轮在5分钟后灭顶，太平轮随即下沉。出事地点约在舟山群岛附近。据官方说法，当时被救起的生还者36人，28名太平轮旅客，6名船员，2名建元轮上的人。但据报纸报道，有3名旅客自行脱险，还有被当地渔民救起的生还者（据舟山群岛渔民讲述父亲曾打捞生还者），都在不记录内。

所以生还者实际应不止40人。

保险

在蔡康永一篇名为《我家的铁达尼号》一文：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太平轮沉没的原因，只提过当时他们公司所拥有的每一搜轮船，一律都向欧洲保险公司投保，唯独太平轮启用前，因为上海一位好友自己来了保险公司，为了捧好友的场，就把手上最大的这艘太平轮，让好友的公司承保。太平轮一出事，爸爸好友的这家保险公司，立刻宣布破产，所有赔偿，由船公司自己承担。

股东

中联公司是由一群宁波同乡集贤兴办的轮船航运公司，总经理周曹裔，中联企业公司股东系由周曹裔、龚圣治、蔡天铎、马世燧、周庆云五人暨家属所组成。其中蔡天铎是台湾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

作家笔下的太平轮及其他

一九四九，对一代的华人是个敏感的数字，战火迷乱，两岸相隔，记忆离散在许多来台湾作家笔下。

一九四九年离别故乡，到了台湾落地生根六十年，悲伤哀怨，往往成为上一世纪的符码；最后一班船，成了少年青春的乡愁。

有人一辈子没有再回到故土，有人再回少年山河梦土，却再也唤不回花样年华。

太平轮曾在白先勇笔下，化为小说《谪仙记》的题材，《谪仙记》中曾写到一位上海小姐李彤，因太平轮出事，父母都遇难的情形，之后被上海谢晋导演改编成电影《最后的贵族》。

长跑的纪念——叶伦明

在2010年前叶伦明是唯一能采访到的生还者，令人动容的是，叶伦明一直用他自己 方式——长跑，来纪念当年死难的朋友，他也是香港最年长的马拉松长跑选手，在香港颇具知名度，拍摄过许多公益广告。

叶伦明回忆沉浮海上，自己熬不住风寒，几乎快要松手。“一抬头，一位白衣服的人在我头上向我吐口水，我就醒了。想再看看他，他已经到前面去了，我觉得这是观世音菩萨显灵了！他救了我。”

直到现在，他还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相信在这样的空难里，他能活着，是菩萨保佑。

19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吐伦明到香港，开始与台湾的兄弟通信往来，才知道妻子早改嫁他人，也有了小孩，而他父亲比他更早知道事实，但是半个世纪过去，父亲并不曾对他提及妻子早在太平轮事件次年就改嫁的事情。

这段过往也成为叶伦明最不愿提起的记忆。据他家人说，前些年他的原配再嫁丈夫已过世，晚辈希望撮合他们再续前缘，他说：“不要了，她没等我，一个人习惯了。”

赔偿

但是随着国共时局吃紧，将近千人的生死，也就随着政治局势草草结束，最后太平轮船东中联公司抵押了两艘轮船，赔偿受难者，但是金额不尽如意，该公司也以破产收场。太平轮的惨案正式无疾而终，所有来往证词、文件多半留在上海。台湾省议会档案室存有台湾诉讼文件与赔偿记录。

其他

流离仓皇的岁月，人人梦想着要到一个温暖的岛屿安身立命，小年夜原本是欢欣的期待，却等来无情的伤恸。六十年过去，有多少个破碎家庭历经了哀伤的黑夜。

有人提起父母亲的记忆：小婴儿一直哭不肯上船，因而全家避掉了这场灾难，她叫家福。有人说他们家叔叔还是小小孩，吵着不肯上船，"因为船上的人都没有头"。

作者的母亲

结合记录片《寻找太平轮》，作者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坐着太平轮（非沉没那班）来到台湾，太平轮、上海，一直是她母亲的回忆。

司马秀媛一生无子，张典婉是她收养的养女，年轻时张对太平轮并无多少感触，参与制作《寻找太平轮》，写《太平轮一九四九》，开始收集太平轮的资料，彼时母亲与去世，她说她和母亲的一世母女缘，后又参与太平轮的纪录片和写作，大概是冥冥中自有安排吧。

到台湾后期，母亲将身份证从原籍江苏镇江，改为台湾苗栗。外祖父司马聘三原籍江苏镇江，是司光光家庭后代，年轻时胆识过人。父亲是苗栗头份客家人，早年因为不满日本政权高压统治，游泳偷渡辗转到了大陆，投靠康有为门下，成为万木草堂的弟子。之后考上中华民国政府第一届外交官特考，曾派驻日本与新加坡，当时他改名换姓叫林奄方，身份证是广东人，母亲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林太太。

极具语言天分的母亲，后半生以客语为主要语言。自我懂事后的记忆里，家里的生活是客家式、上海式并存：早餐要喝咖啡吃土司，炒蛋，即使再困顿，家中少不了红茶、咖啡与奶油；每隔一阵子，她要到新竹找扬州师傅做旗袍，周六或是周日她换上旗袍，画上细细的眉，拉着我的小手去看电影。她是我的电影启蒙者！

她说在上海时，外公就常带着他们全家去戏园子听戏，年少时，常常看到梅兰芳来家里喝茶、谈戏。曾陪她看电影《滚滚红尘》，她一面看一面掉泪，想起她在上海搭船的光景。而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也是母亲让我了解上海的进阶读本。从上海到台湾，终老于客家村落。从登上太平轮的那一刻起，母亲远离了上海，即使日日思念，在人生后半场丝毫没有永恒上海旧事，她却最终没有再回去看上海一眼。

一九四九，是个颠沛流离开始和结束的一年，道不尽的乡愁，无法释怀的国仇家恨，个人际遇在时代的洪流中令人唏嘘。

无论身世显赫，还是个人力挽狂澜，决定家族和个人走向的，除了努力，还有运气。

这一年，从上海航向基隆的太平轮，终是迎接了不太平的结局，船上的人还未来得及开启未知的岁月，就永远定格在黑暗无际的大海，成为意想不到的归宿。

从这一年开始，乡愁永远隔着一座海峡，环境丕变，人生走向在时代的变动中彻底改变，或走向黯淡，或走向明媚。

不管怎样，再艰难的岁月，都要走下去，总能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