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年代（74）

将近七个月的课，让我受益匪浅。所以我认真地考虑过《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这个人物。在讨论中我与众不同地提出一个观点：李向阳这个人物只是在开头，带着通讯员骑着马去司令部接受任务在一个山坳小村与正在杀人放火的日本鬼子遭遇时，表现出来的阳刚之气给人深刻形象外，后面，人物性格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好傢伙，立时招来了廿四位学员共同诛伐。最后，主持讨论的（也是办班的主持人，其时，同时还办了个越剧班）市宫宣传科科长王左寸老师请羽山老师讲评。羽山老师感谢大家认真的讨论，他话锋一转，十分肯定了我的观点。因为他曾与导演商讨过这个观点，导演说受制于条件，无法进一步发展，认为现在这样福尔摩斯式已经蛮好了。这就没办法了。他向我投来欣赏的眼光，他在讲评时，时不时地向我投来他的目光，特别时他要强调的一点时，目光就盯着我而讲，似乎告诉我，这是对你说的，你要记住了。本来二个小时的讨论，结果延长了一会，下楼时已经三刻了。

我走在羽山老师的后面，他穿着长大衣，感到他走路时，时不时撩起大衣一角，推推左侧小腹。到了市宫南面小路上，我走前一步，与羽山老师并排，我有点胆怯，但还是斗胆地问了：“老师，我能否请问老师的住址，想来上门请教。”“好哇。”他笑着点了点头，告诉我愚园路市西中学对面几弄几号的，特别关照：“星期天来好了。”在他等车时，我陪着说话，我又斗胆问了一个问题：“老师，你是不是有疝气。”他点了点头：“你观察得很仔细。要搞文学，就是要认真观察人和事，这才能收集到素材。”“老师为什么不去开刀治好它呢。”“老师年岁大了。”车来了，他上车前又回头说了句：“星期天有空来好了。”在寒风中，我心里却是暖哄哄的。

我回去依旧是走回去。这一年大有收获，因为我们上课是大课，为什么，因为报名影评班，越剧编剧班的人数很多，所以开大班，让那些没有被录取的学员也有机会来听课，只是少了观摩的机会而已。因而，在越剧班上课时，我也来听课，他们是三、五，同一地点上课。越剧班的老师先有上海越剧团的导演徐进先生讲课，后有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主编徐以礼先生。我也都认真听、记。我影响深刻是徐进讲的梁山泊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和楼台会，徐以礼老师讲的碧玉钻中的三蓋衣，人物内心的矛盾，如何在矛盾中展现人物性格等。

这一年中还有几件事要述说一下，一件是三○七五厂的小张，在四月份，他们厂动员一部份人去西安办分厂，自願报名。小张在图书馆里与袁守菊和我商量多次，我们都积极支持他去，因为他那即将初中毕业的妹妹也可同去，这就解决了就业问题，我对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七月中旬，他带着妹子去了西安。临走前一个晚上，他带着妹子来图书馆与袁守菊和我告别。我说：“小张，从此我们要分手东、西了，什么时候再见面就难说了，今晚陪我们到结束吧。”小张爽快地答应了，他妹妹也高兴陪着。袁守菊说：“结束后，到龙华吃夜宵去，我请客，既是感谢小张几年来支持我们工作，也是为他兄妹二人饯行。”我担心，龙华有否夜宵，因我想起一件事。六一年的阴历十月十六日，我生日那天，想给自己改善下生活，下了班准备到徐家汇饭店去吃夜饭。可路上碰到了王金文，他就与我谈起文学，而且越谈越有劲，在到天钥桥路时，他干脆立停了与我谈，一直谈到快七点了他才与我分手，他向南往天钥桥路走去，我去了徐家汇，走了几家饭店，都说没菜没饭了。好不容易在老街里，一爿饭店还开着门，有菜泡饭供应，只得吃菜泡饭了，还不如在厂里吃晚饭呢。所以我说：“龙华有夜市吗？”袁守菊说：“有，前些天，我们有同事去吃过，说蛮好的。”小张笑着说：“老兄，侬当现在还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呀？”

当晚结束工作后，四个人从天钥桥路一直往南走到龙华镇上的唯一一条街上，夜市到正兴旺呢。我们在一家最大的朝北开门的饭店里坐下，袁守菊要了一瓶啤酒，一客猪头肉、一客洋葱炒牛肉丝，四碗小馄饨。化了二元钱吧。小张妹妹喝不来酒，啤酒我们三人分喝着，慢慢地吃喝。我心里有点唏嘘，一个脾性相投的朋友从此要分离了。袁守菊到是开开心心的指导他兄妹俩到異地要注意的事项。小张兄妹俩频频点头。吃完，小张谢了袁守菊，又说：“你们要朝东走，再往北，阿拉朝西再朝北，就此分手吧。”袁守菊说：“好吧，兄妹俩要互帮互助、彼此照顾。”兄妹俩都说：“我们会的。”袁守菊又说：“到了西安要来封信噢。”小张说：“好。”他们到了西安是来过一封信，袁守菊让我写了回信，她也签了名。这后，他们没再来信，我们从此再也没见到过小张。

六三年夏天，父亲又来沪探亲。我为了不误晚上上课，在厂里吃了饭，第一次乘车去了姊姊家，路上我想好了要问他，什么时候与蛮娘离的婚。到了姊家，就看到又是团团一桌，被请来的外公、叔叔和主人姊夫陪着他喝酒。姊夫忙让我入座。我说我吃过了，马上还要去上课，叔叔问：“你在学什么？什么时间上课？”我说了，留露出坐不住的神情。姊姊忙着烧菜，听说我就要走，说了句：“这种上课呣要紧，不去也没关系。”我非常反感姊说的，没好气地问爹：“你什么时候与蛮娘离婚的怎么不告诉我们？”这一问，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离婚一事，都静待着他的回答：“我进去（被捕）后，她就提离婚，政府一直不同意，她一直坚持要离婚，直到我期满日，政府再次问我的态度，我同意了，政府再三关照：可以不同意的。但我同意了。”姊就讲：“侬哪能不搭阿拉讲啦。”“有啥讲头。”他神情轻松地说。我听了他的回答后，再也不想坐下去了，于是站起要走，他问我：“侬要归号去啊？”我一听此话，要不是他是我父亲，我肯定一个耳光上去了。

我与外公、叔叔、姊夫都告了别，头也不回地走了。出门，下楼，恨恨地想：“怎么有这种样的父亲？归号！犯人要归号（牢房）。你对我们不负责任算了，你的心怎地又如此歹毒，认为我也是个罪犯！”由于小时候在宁波路209号里常受蛮娘毫无理由的责打，邻居老人家常劝我：“不要气，只要记。”就养成了受到的不平之气不生气只是记。同样当天当我一踏入市宫作为讲堂的会议厅也就静下心等候上课。上课了，全神贯注地听课作笔记。我要更努力学习。归号这样刺耳的两个字却无声无响地在我心底地发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