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15孙锵鸣与上海龙门书院
孙锵鸣从同治四年（1865）厘定苏州的《正谊书院规条》开始至逝世，“四十年间所掌书院，其大者五：曰姑苏之正谊，金陵之钟山、惜阴，沪滨之龙门、求志。其小者则皆在本州诸书院”（宋恕语）。其中任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是上海龙门书院。
上海龙门书院（上海中学前身）创办于同治四年（1865），时任上海道台丁日昌倡议创设。光绪十年（1884），龙门书院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倡西学、购西书、学西语。光绪三十（1904），朝旨清末新政，改为道立龙门师范学堂，1912年改组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7年改为江苏上海中学，是当时上海最高学府。龙门书院既植根于传统，延续了传统书院的精神命脉，又深受西学的浸润与濡染，积极容纳异域新知。孙锵鸣开创了龙门书院“据旧学之基础，展新学之钻研”之良好院风，为我国近现代教育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日始知山长贵, 不容关节到龙图
《上海中学校史》载，光绪十年（1884）至二十年（1894），孙锵鸣任龙门书院山长达十年之久。《孙锵鸣集》载，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至杭，至沪，主讲龙门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命次子诒绩抵沪后“促上海道龚观察于龙门书院筑室数楹，为山长携家之所”，龚观察是指时任上海道台龚照瑗。
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初，孙锵鸣到沪。不久，孙锵鸣即参观了“黄婆祠”布市作《黄婆行》，感慨“黄婆祠”昔日“乾嘉以来为布商会集之所，岁时祈赛，选舞征歌，游观之盛甲于一郡”，“自番布盛行，远商不至”今日“祠亦冷落，无有过而问者”。发出了“我来祠下数经过，西风落叶鸣庭柯”，“曩时浩穰不再见，黄婆黄婆奈汝何”的感叹。（《孙锵鸣集》）“番布”是指外国进口的布匹，其质量、花色均优于国产的“土布”而受欢迎，冲击了原来国产布匹市场。此时，开埠后的上海正值中西文化交流、中外贸易方兴未艾，传统产业、传统文化正受西方冲击，孙锵鸣可能想通过“黄婆祠”布市兴衰，思索、探索社会如何应变、如何纳新的问题。“黄婆祠”在上海龙门书院西，仅隔一墻。吾园本是上海一座历史名园，原为邢姓的一个桃圃，后为清代绅商李筠嘉购得，并在此基础上垒山凿池、移花接木，造就出一座景色秀美的上海名园。园中有吾池、吾桥、吾廊、吾室等建筑，吾园亦因此而得名。李筠嘉逝世后，家道中衰，吾园又被一位姓杨的人购得。道光初年，杨氏将吾园的右半部分捐给官府建造新的黄道婆祠（即黄婆祠）。同治六年（1867），上海道台应宝时又购得吾园的另一半，建造了龙门书院（问增飞《上海龙门书院文化空间研究》）。
四月下旬，孙锵鸣由（上海）龙门书院赴（南京）兼长钟山书院，作《戏为杂诗寄逊学翁》有“八行书尺非灵券，竟向西官乞宝符。今日始知山长贵，不容关节到龙图”。孙锵鸣原注：京朝官请托私函，俗谓之八行书，龙门肄业生额三十六，今出缺三。求者纷至，竟有挟外国领事官书至者，掷还不收。士习卑鄙至此，向所未闻。经过一年时间，八月，“龚观察为我置屋于亭桥之西，买价二千四百元”，年底，购得（的）新居修理一新，两院（龙门、求志）课卷免得远道包封“可省两番（上海、瑞安两地）往返之劳”，遂在上海度岁。
创置局译西籍于龙门也，尤为他贤掌教所不敢者
宋恕《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而其创置局译西籍于龙门也，尤为他贤掌教所不敢者。盖当先生掌龙门时，通国议论蔽固甚，如李公鸿章及侍郎郭公嵩焘，皆以昌言西洋政法之善被大诟，几无所容其身”。孙锵鸣在龙门书院倡导西学，购西书、带头学外语不但需要勇气而且还要一份智慧。早在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的《复孙蕖田读学》一函中就有探讨西学的实用性及学习西学的途径等内容，“夫西学在它日必有实用，惟门径甚多，要自语言文字入手”，学习西学先要学习外语开始。同时，举例说明西学的实用性，“津郡学堂重在造就水师人材，自十五至二十岁，素习汉文、质干朴健者乃得入选，肄习五年后上轮船操演，再令出洋学艺两年，备充管驾及大、二副之甲。”又如“闽中世家子弟入学堂者既皆有所成就，其明证也” 。“其次兼习西学，华、英文法并精”，哪怕再差也“可充翻译及参赞机器各局，亦小用小效” 。（《孙锵鸣集》）
光绪十四年（1888），孙锵鸣著《止庵读书记》手稿附有《龙门书院读书日记》一叶，写有《西洋效中国音》及《西洋称谓》。
《西洋效中国音》“孔夫子（康弗育休司）、孟夫子（蛮弗育休司）、北京（纳俺开音）、广东（铅汤）、上海（秀哈哀）、道台（搿他爱）、知县（起宪）”。
《西洋称谓》中记有：“父（法特）、祖（蓝法特）、子（生）、孙（搿蓝生）、女（道偷）、孙女（搿蓝道偷）、母（墨特）、母舅（墨特纳而恩克而）......姨母（墨特纳而挨恩脱）、姑夫姨夫（挨恩此吼司盆叠）、夫（吼司盆叠）”。孙锵鸣总结“此等字旨，试推其义，恩克而为长辈兄弟，勃勒头为平辈兄弟，爱尔头为年长，盈搿欧为年少，挨恩脱为长辈姊妹，昔司偷为平辈姊妹，音牢则姻亲与家人同情者也”（《孙锵鸣集》）。
龙门书院学生姚明辉回忆，“斯时，院内群处三四十人，长着四五十岁，幼者一二十岁，长者领导，幼者附从，据旧学之基础，展新学之钻研。一因徐汇天主教已有天文台之设置；二因制造局翻译馆已出西学之新书；三因求志、格致两书院之开风气；四因耶稣教学堂之教授科学；五因英人李提摩太广学会之译书日出；六因张焕纶设梅溪书院，仿新学堂之摸样，龙门社会蒙其影响，而姚文栋历东西两洋十二年而归，绍介其见闻所得，故乃发求新之大欲，启请院长孙锵鸣大置新书，购天地之球仪，展中外之舆图。治算术则䌷绎九章，观星宿则攀登屋顶。科学、哲学、教育、政治，自我学习，朝此夕斯。理窟开而思想放，知识张而意气豪，开风气于士林，播风声于社会”（姚明辉《上海的书院》）。
在龙门书院时，孙锵鸣还购置大量翻译的西书。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龙门书院前期的藏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为主。其中/经部书49种、文部书50种、子部书39种、集部书30种，合计168种。而民国年间修撰的《上海县续志》，所列龙门书院存院书籍，较《上海县志》记载的数量新增了172种。其间，中国经史旧籍所占比例已不足三分之一，而翻译的西书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包括《几何原本》《制火药法》《汽机发轫》《化学鉴原》《代数术》《光学》《天球仪地球仪》等新学、西学书籍。涉及数学、格致、光学、声学、化学、土木、手工、航海、矿石、冶金、兵炮、博物、测量、绘图以及外国教育、历史、地理等各个方面，还有很多地图。
龙门书院学生沈恩孚回忆说“所研除理学外，或兼经学小学或兼文史掌故天文算术，或兼工诗古文词，至少必有一二专长”。同为龙门书院学生的袁希涛，除了研习宋儒性理之学外，亦“治汉儒通经致用之学，旁及天文、地理、博物，凡当时号为新学者，靡不毕窺，而于国故，地理尤精"。
问增飞在《上海龙门书院文化空间研究》一文总结，“传统学术在西学的浸润与濡染中逐渐融入西学元素，缓慢嬗变。龙门书院深蒙影响，书院学术也逐渐增添了西学的成分，进而融西学于传统之中，使师生治学的学术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自孙锵鸣接任山长之职开始的”。“其主讲时期，顺应趋新、趋西的时代大潮，大量购置西学书藉存入院中，供师生阅览，且主动学习英文，与院内师生共励共勉，使龙门的西学氛围日渐浓厚，以后的几任山长，大体沿袭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讲学之风”。
仿新学堂之摸样，桃李天下
孙锵鸣及宋恕在龙门书院十多年，不但结交了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也培养一大批“学西学、办新学”的栋梁之才。良师益友中不得不提到二位，第一位是张焕纶，第二位是袁希涛。
张焕纶（1845-1904），上海人，廪贡生，知府衔候选同知。同治七年（1868）肄业龙门书院，尤精舆地学。光绪四年（1878）创办正蒙书院。光绪八年（1882），更名为梅溪书院，为“仿新学堂之摸样"。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南洋公学总教习。张焕纶应该是孙锵鸣“校友”，孙锵鸣任龙门书院山长时，张焕纶已肄业20年，因为两人共同倡导新学、西学而成为知交。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孙锵鸣偕宋恕到梅溪书院观学，作诗《梅溪书院观学童投壶习舞，诗以美之，即赠张敬敷》，孙锵鸣以“通今学罕伦，复古意尤美”，“蒙养基圣功，兴材慕丰芑”，“开堂聚群英，莘莘皆兰芷” 诗以美之。梅溪书院凿池有涌泉，不知什么原因孙锵鸣也要赠诗，并语名之曰“问源”，“浮濡云泉，昼夜不停。苟为无本，沟浍之盈。眷兹一勺，浴日涵星。天光云影，湛然太清。源实为之，惟诚则形。学亦源，本立道生。古于水鉴，请视斯铭”。只能说孙锵鸣对他十分敬佩、十分认同他的办学理念。
袁希涛，光绪十二年（1886）以诸生肄业龙门书院，是孙锵鸣当山长的学生，龙门书院西学教育影响了他的一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举，任广方言馆教授。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本考察教育，议改龙门书院为师范学堂。筹设复旦公学、太仓州中学，被任江苏学务议绅、上海总工程局议董。曾赴天津任学署总务科科长兼图书科科长。入民国任教育部普通司司长，后任教育部次长，1919年赴欧美考察教育，归国后担任江苏教育会会长。筹商将德人创办的同济医工学堂(现同济大学)收回国办，迁校于吴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良多的贡献。
同期，在龙门书院学习的，有孙锵鸣的儿子，孙诒均、孙诒泽及林庆衍。
孙锵鸣一生“其教人也，因质施术，不强一途”，“门下著籍盖数千人”，倡西学，购西书、学西语，“孙锵鸣主持龙门书院，以身作则，是我国近代最早用实际行动提倡学习西方科学的教育家”（上海中学的《史品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