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母亲聊天

过两天就要跨洋过海了，昨天（9月5号），我和夫人去养老院看看九零后的老母亲。

母亲在养老院参加活动

母亲入住养老院十个月左右了，每次看她，她都笑眯眯的说：“怎么又来啦？你们好，我就好！”

“你们好，我就好！”是她常念叨的一句话，多么朴素的语言呀，这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顽强、开朗、始终关注着她的孩子们，而尽量不麻烦或少麻烦孩子们，令我时常感动。

记得，我还在工作的时候，虽然，单位或家距离母亲住处不远，约三公里范围，也很少回去，儿子就是“心大”，不能和女儿比。仅仅是偶尔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她老人家或屈指可数的回家次数。她却总是说：“你们忙，妈妈很好，放心吧！”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聊天的话题转到了母亲的过去……

我的母亲

母亲和我说了她年轻时候的故事，她总是说：“年轻时，不知怎么的什么也不怕，想到哪里做到哪里”。

乡下的孩子什么也不懂，从乡下到城里，什么事也不会做。

1955年前后，当时才20岁，一个人跑到广州找父亲，在首长家里，不用担心吃饭问题，警卫班有专人负责。那时候，一些菜吃不来（吃不习惯），就是“扒饭”（家乡话），吃饱肚子就行。

我只是知道父亲跟随的首长是尹林平，曾任东江纵队的政治委员，广州解放后，历任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军区副政委、广东省委书记等要职。其他，也没有听家父多多谈起。

家父也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在首长身边工作时间较长。家里也多次受到首长的具体照顾。那个年代里，官兵平等（除工作时的上下级），感情还是挺深的。正如毛泽东主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想想，这即是一种“风清气正”。

后来，因刚刚解放不久，广州时常有警报声、抢声，加上自己来自乡下，感觉很乱，很不适应。想到家乡还有老母亲，万一有什么事情呢，不好交代，于是，就决定回到家乡，不在这里担惊受怕。其实，那时候，她已经怀上第一个孩子了，我的大哥，那时候，她也不太懂。

我问她：“老大出生在哪里？”

她明确地说：“老大生在老家，是由一位乡下接生婆接生的，生在了马桶里”。

不久，父亲回江苏出差，看了孩子一下，又走了。没有几个月，父亲又回去了，和母亲说：“和我一起去南京吧，我已经被安排到省里工作了”。

此时，母亲似乎想起来了，上次回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由于部队长期的保密工作，养成习惯，父亲又是一个生性没有多余话的人。

母亲在紫君南园休养

来到了南京，母亲因为自己是团员，时常参加一些活动，父亲经常随首长出差，东奔西跑，也顾及不到家里。在居委会的关心之下，她终于有了工作的机会。于是，母亲首先是回到了家乡把外婆杨成英接了过来，帮助照顾孩子，1959年，她已经有了三个儿子。

母亲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央商场收银员，由于她认真、勤奋、话又不多，不久，领导又把她调到了人民银行下属的一个单位（依据她的描述，可能是供销合作社相似企业），工作是出纳一类的岗位。其实，当领导找她谈话时，组织上已经对她的情况进行了外调，一个苗红根正的家庭，值得信耐的小轻年。

母亲说，当时单位的领导都来自部队上，对她很关心。记得，有一次工作忙的出了差错，盖了章，却没有收钱，差30块钱，交不了账。

她和黄总（她的领导）说：“今天差30元，交不了账。”

黄总说：“那就先放保险柜里，明天再说吧”

她回去和父亲说了此事。当时，虽然说30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父亲月工资有70多元，加上她的工资，怎么也得有百余元，家里状况还是不错的。

父亲说：“你就当作一次学费吧”。第二天，母亲从家里拿了30元钱垫上，把账交清了。为了此事，她哭的也很伤心，毕竟乡下来的孩子，年轻又经历有限，这种事情更没有遇见过。

从此，她心里就压着一块石头，感觉自己不合适做相关财务工作，一有机会就和领导提出。后来，领导如了她的愿，把她调到了南京饭店小卖部。

期间，她还遇见一些离奇的事情，比如：货物价格标牌被偷偷调换，还有营业间的食物无影无踪的消失了，她都如实报告。基于信任，组织上都一一帮助处理了。

不久，她发现自己有了第四个孩子，这可把她吓坏了，心里打定主意，一定不能要。

那个年代，要流掉一个孩子，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这需要组织上的同意，也需要先生的签字。

于是，她找到了领导，第一次，领导说：“不行，你家品种不全”，这样把她打发回去了。过了两天，她又找领导，领导问：“你想好了吗？家里同意了吗？”，她愣了一下，说：“想好了，他也同意了”。其实，这个时候，她还没有回家和父亲商量。

回去后，把想法告诉父亲，父亲说：“有了，就生吧？家里也不是养不起”。后来，父亲见她态度坚决，也就签了字。

第二天，她自己拿了一个盆、水瓶及生活必须品，自己跑到了医院，做了人流。此时，我初步理解了，这就是她的“什么也不怕”。然后，一个人在南京饭店宿舍里住了一个月，每天伙食费一元，这样，她一边工作，一边调养身体，这个“月子”就打发了。今天听来，挺让人心酸的。那个年代的条件，只能如此，可能相对而言，没有到达很差的程度。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的记忆中，母亲还在华东饭店的AB大楼小卖部里工作过，那是专门服务军人的小卖部，之后，她主要是在友谊商店工作，属于外事部门，购物只能凭外汇券。母亲也常常教育我们“外事无小事”。那是一个物质匮乏，计划经济的年代。最后，友谊商店调整为友谊商场，从玄武门搬到了新街口，且从这里退了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被派往巴基斯坦使馆工作了几年。母亲和外婆硬拉扯大了我们兄弟几个 ，现在想想，确实很是辛苦，也不容易。

2012年，父亲别离了我们，在机关安排的告别大厅里，我从当时和父亲一起在使馆工作过的，后任省经贸厅副厅长谢书林（当时他是翻译官）叔叔那里了解到了，当时家父在使馆时还是他们的支部书记呢。这些，我也是从未听说过。

父亲在使馆工作期间，发国内国外两份工资，所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虽然，我们家里三个“公鸡头”，在外公的帮助下（外公一个人在昆山），基本生活还是要可以保障的，起码没有饿着。

至今，我仍然记得外公从昆山来，一根扁担，两头挑着满当当的粮食，一个倔强老头的身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