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表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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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封建社会的上层意识形态主流架构，是在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通过上书形成的。
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给汉武帝上书，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
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示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武帝延续西汉建国以来“汉承秦制”，下继承秦朝完善的律法治理基础上，开启了儒家道德教化成为封建王朝主流意识形态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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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表法里，在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已经成为执行层面上的国策。
西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的开国功臣大多是秦朝的刀笔小吏，熟悉秦朝的法治制度。刘邦在秦朝是泗上亭长，萧何是沛县掾吏，曹参是沛县主吏；刘邦起兵也是因为熟知秦朝法律，送戍卒劳役失期当斩，不得已而遣散戍卒而自己逃亡到芒砀山中。
（既而季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馀人。）
即使刘邦率先入关之后，为安抚人心争取三秦最大程度的支持，也仍然坚持简约之法。【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桀，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刘邦在叔孙通和陆贾等大儒的建议下，已经有意识采取德治教化的国策。比如采用叔孙通儒生礼仪作为群臣朝堂礼仪，采用陆贾的“下马治天下”、宽法简约、与民休息等顺民之策。
刘邦还是历史上第一位到孔庙祭孔的皇帝。（公元前195年十一月，上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从刘邦开国皇帝的建国策中，儒表内法已经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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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和“昭宣之治”是在严苛的律法之下实现的。
汉文帝的舅舅薄昭是他在代地的重臣，对支持他即位功莫大焉。【周勃、陈平等在诛诸吕之后迎接代王，张武极力劝说代王立即进京。代王犹有怀疑，于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无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从诣长安。】
即使这样的功臣亲贵，后来因为杀了一位家奴犯法，文帝也没有徇私枉法，而是用逼其自杀的方式给舅舅一个体面、同时维护了汉法的尊严。
【公元前170年，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臣光曰：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欲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
再来看看另一位来自民间的汉宣帝，公元前52年，《资治通鉴》第27卷。【杨恽之诛也，公卿奏京兆尹张敞，恽之党友，不宜处位。上惜敞材，独寝其奏，不下。
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验，舜私归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昼夜验治，竟致其死事。舜当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乃弃舜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并编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敞前坐杨恽奏，免为庶人。敞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
数月，京师吏民解驰，枹鼓数起，而翼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惧，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装随使者，诣在公车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薄欲化。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无辜，鞠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到部，盗贼屏迹。】
以法律作为王朝治理的基本准绳，使上下有所遵循，是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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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与法，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权衡往往左右封建王朝的国策和兴衰。
皇太子（汉元帝）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闇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殆非所以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司马光的这段评论有失公允，也算是正确的迂腐之见。汉宣帝起自民间，知道民间稼穑艰难疾苦，非法治无以御下、无以御众，社会治理也就不会有一个好的秩序。
儒表法里，以儒为主，慢慢大多不接地气，难以形成复合现实的社会德治标准，道德绑架则几近虚伪；汉宣帝一语成谶，之后汉元帝、汉成帝时期，朝廷治理外戚、宦官、权臣三者与皇权角斗，都戴着一顶道德制高点的帽子，最终给王莽制造了机会。也算是汉宣帝一语成谶。
儒表法里，以执法严苛为主，苛政猛于虎，刻薄无情；随着发展，法律条文越来越繁琐细致，就越来越被执法文吏所掌握，玩法弄法者刀笔吏阶层，失去民心。即使一时强大，遇到社会灾荒年份或者事件，社会一触即溃，强大的秦朝15年崩溃就是这样的例子。
儒表法里，形成道德和法制的统一，自己又能规模宏远立定道德根基，又立足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赵匡胤、刘邦、刘秀就是这样的开国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