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症状不过是多种影响力作用的结果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劫持者对人质不那么残酷，会赢得人质的感激。这种回报表现为，协助人质拒绝救援。这么做是基于对人质的不杀之恩反应，也是一种无意识地自我保护。因为如果解救者贸然威逼劫持者，那么可能会激发劫持者痛下杀手，遭殃的就是人质了。这里有互惠原理起作用。尤其是劫持者表现的仁慈的一面会加深人质对其权威的服从。

从另一个角度，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奖励和惩罚强化是行为建立的关键。在人质被挟持的过程中，刚开始人质可能会反抗，这个时候犯罪者往往会对其进行训斥，威胁，甚至是殴打等身体上的伤害，或者是使其不能正常进食喝水等。而如果人质不反抗，比较顺从犯罪者，这时他往往会得到一些小恩小惠，久而久之，人质会放弃反抗，如果犯罪者再施以一些小恩小惠，人质对犯罪者的畏惧害怕就回大大降低。

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有吃有喝，就像人类以食物为引诱可以驯服狗一样，人在本能上也逃不脱这一点。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