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沉默的大多数》（二）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知识分子的不幸》和《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三篇利都说到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中国有着一层特殊的光环，从来代表的都是一小撮人，而且知识分子只有别人承认你是你才是，没有见到有谁在大街上自我吹嘘我是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屑于做这种事的。
外国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比较简单，受过训练，掌握专业知识，靠知识和脑力谋生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而中国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比较复杂。在古代一般知识分子指的都是读书人，由于中国古代是文人政治，大多数人读书成为知识分子都是为了做官，成为士这个阶层，而农工商这些人当然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所以在古代知识分子通常与官联系在一起，这就造就中国人骨子里对知识分子的敬畏之心。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在成立初期，我们把凡是读过书的人称为知识分子，而不仅仅局限于文人这一群体，现在呢？王小波认为：“我们国家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以前我认为知识分子就该是那一群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不上班也不赚大钱，整天研究之乎者也，伦理道德的那班人，而现在看完王小波的文章之后，不禁引起我的思考，正如我在《读<沉默的大多数>（一）》中所说。能引起思考总归是好的。我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有专业知识特别是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同时输出的是脑力劳动的那一撮人。
既然定义了什么是知识分子，那不禁要把知识分子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只将中国知识分子也古代知识分子比较，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继承了古代遗风，即士大夫精神，毕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比如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为公的精神，还有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精神，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优秀成果。但往往有度，一旦过了就成了反面典型“自以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所以古语也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把“士”的传统抛弃为好，要不然就会在白日梦中无法自拔。
要说起中外知识分子的不同，仅在关注社会方面，王小波在文中有过这么一段：“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伦理是非；而外国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讨论。”任何事情都能在历史中找到答案，从历史上看，造成此种原因无非是知识分子的地位不同，在国外，知识分子不比商人，牧师的地位高到哪去，而且当官的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中世纪都是教廷来安排，甚至一度对知识分子进行过迫害，所以知识分子的目光也就更宽泛，不能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那就研究世界，研究来研究去反而越来越理性。而中国则大有不同，从古至今，有句话老是听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知识分子在中国向来是北推崇的，原因无他，在古代这些群体代表了现在和未来的统治者，而封建统治者考虑的当然的是怎样教化人民服从自己的统治，从孔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治大国如烹小鲜”三纲五常，程朱理学，种种无一不是专注社会伦理道德，以此建立道德体系，最终是为了教化人民，教化人民的目的是为了统治，虽说后来封建王朝被推翻，但是从伦理道德为切入口来评价事件评价社会这一习惯被保留了下来，不光知识分子，我们普通人亦是如此。
说实话，在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沿袭千年的士大夫精神绕来绕去把知识分子自己也绕了进去。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小波写道：“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王小波认为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拉瓦锡上断头台，茨威格服毒自杀，老舍跳湖的年代，知识分子所谓动口不动手，动笔不动刀，当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讲不清，加入连理都不让讲，不如死掉。“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时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何时过去。”那这种不理智因何而起？我认为起源于知识分子自身创造的价值观或信仰，正如前文所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成立士当然要以教化人民维护国家为己任，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搞出些给百姓当信仰的东西。所以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但遗憾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不算。更要命的是知识分子自己也是老百姓，弄不好的话，自己也被其他人给教化了。这种道德上的教化带来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喜欢上了比谁更能吃苦，人民大众的苦的，自己更能吃苦就更能贴近百姓，人格上也就更高尚，百姓们学着知识分子自己搞不懂的东西，自然对知识分子不能理智了。所以知识分子把自己关押在了自己建造的思想监狱。造成的影响就是到了现在仍然用道德为第一准则来评价事物。比较鲜明的例子就是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国人使用双重标准，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评价，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评价。
可喜的是，社会正在变化，对知识分子也日渐宽容与理解，主要还是人们思想的解放。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中这样写道：“我觉得知识分子就该是喜欢弄点学问的人，为此不得不受点穷，而非特意熬穷。假如说安于清贫，安于筒子楼，安于营养不良是好品格，恐怕是有点变态的”放到现今来看，应该摈弃掉君子固穷这一观念，某教授住豪宅，开豪车这样的新闻应该少一些。知识分子也是人，有权利享用自己的经济果实，骄奢淫逸要反对，勤俭节约也是美德，但正如熊培云在《自由在高处》中讲的那样：“没有比生活更古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无论经历多少波折，困苦与残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亘古如新。”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我们这个国家最敬重读书人，可是读书人总不太平。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想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