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东：雨天和婚礼

雨天自然总是少不了一些搅拌着泥土腥气的阴阳怪气。站着，浑浑噩噩，躺着，却又辗转反侧。可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真能内心平静地在周末的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没什么负担，一切全当是某种刻意的颓废或放松，那自然也算别有一番格调。只可惜，对于这个被友情、亲情、爱情、回忆、憧憬、现实等等恼人的因素共同勾勒成型的人类世界中，这单纯的辗转反侧背后，自然也就混杂了纠缠不清的种种思绪。

2018年5月20日——能凭借各种想象力，为各种平淡的日子创造激情的中国人，巧妙地利用了中文的谐音，把这天变成了“情人节”。于是，大约是在半年前，甚至或许更早的某个时候，这一天全国酒店有关举办婚礼的订单，就已经非常紧俏了。一条看不见的队伍，从华南排到华北、从华北排回到华南。于是，等到这一天终于降临的时候，等到手拉着手排在门外的一对对新人终于能换上婚纱、走过也许是人生唯一一次走过的红毯时，店外的汽笛声、厅内的耳语声，还有树枝上的鸟叫声、飞机飞过的轰鸣声——所有这一切，便连成一片，仿佛合奏着一曲交响乐，共同奉献着自己的祝福。

只是就在这一天，华北地区普降了一场大雨。大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交通的堵塞，也不可避免地，将这样一个筹备了大半年的日子，装点得阴阳怪气。然后，在那么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在那么一张小小的床上，有那么一个因腰病尚未恢复而不得不躺着的家伙，开始了他的胡思乱想，又在这胡思乱想中，开始了他的辗转反侧。

而这一天，却恰恰是这个人生平最要好的一位朋友，步入婚姻殿堂的日子。

这个人就是我。这位朋友，叫做闫晟。

——兄弟闫晟。

我是个极为不给人情面的家伙。大约在许多熟人眼里，我的为人处世，实在有些古怪和刻薄。

我极少参加朋友的婚礼，更重要的是，在拒绝对方的时候，所找的理由，却又千篇一律。我几乎提前一个月，就能“预知”到自己一个月后会感冒，却又时常会提前一天，“措手不及”地发生了什么大事。我推辞所有那些婚礼的借口都实在过分不加修饰，在很多人看来，那几乎是赤裸裸地向对方宣告，“你的婚事，与老子无关”。

之所以如此这般刻薄，却只是源自厌倦。

因为任何一场华丽的婚礼之后，你要好的朋友、信任的同学、或是一起逃过课的哥们弟兄，都会变成另外一副模样。

他们闭上了嘴，再也不敢提起当年讲过的大话。他们收起了脚，再也不愿踏出那小小的温柔乡、那小小的舒适圈。你不再是他们倍感迷茫时，主动联系的对象——因为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世界里，压根就不存在什么迷茫。

他们总是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地，走完了人生唯一一次走过的红毯，又沿着那红毯走进自己的小小世界，栽入其中，沉迷其中——又或者是深陷其中。

当年那些吹过的牛、夸下的海口——却一样都不再重提，只是会冠冕堂皇地为自己总结一句，“这就是成熟。”

然后他们便听到了我的回答。

“世故罢了。”我冷冷地说。

因婚姻而放弃梦想，这不是什么进步。这是认怂。

更是为自己的怠惰寻找借口。

于是我不再参加什么婚礼，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没有必要在我这个讨厌的人面前，让自己难堪，碰一鼻子灰，然后丢了自己的面子。彼此不过相识一场，如此不划算的买卖，又何必去做呢？一个依然活在浪漫主义世界，把自己整天关在书房里，研究历史、搜罗资料，只知道写书和读书、却又不晓得如何靠搏出位、靠迎合娱乐公司或是媒体包装的怪人——他的赏光与否，又何足挂齿呢？

一个不情、一个不愿，久而久之，我真的摆脱了我想要摆脱的事物。

当年在高中一节英语课上，老师讲到“朋友”的话题时，手指不偏不倚地点到了我。因为在高中以前的初中三年里，我确实广交朋友，整日打架闹事，给学校和自己都惹了不少麻烦，时间一长，这名气传了出去，就连后来的高中老师，也多少有所耳闻。

我还记得初中一位陪着我“打天下”的同学，曾经和我怎样的铁哥们儿、好兄弟。也记得这哥们儿、这兄弟，在某某街、某某巷子里，认识一大票街头混混。这家伙总是活在一股对学校和社会莫名的仇视中。

只可惜，那份莫名的仇恨，也揣在我的怀中。不巧的是，那时的我，也认识一大票街头的混混。更不幸的是，身在两个班级的我们，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刻，别两位不同的班主任老师赶到了同一间办公室，去完成同一件事情——写检查。

就这样，我们相识了。也就是这样，在同样莫名其妙的“仇恨”中，我们结成了同盟，成了整个年级里，看上去最要好的一对兄弟。然后一起胖揍某位长得不顺眼的同学，一起制造某个令学校大为惊讶的事件，一起逃学，一起假充江湖好汉，一起强迫着学校里的同学被自己“保护”。

安分的同学很是纳闷，“我们凭什么要被保护。”

“因为你们需要保护。”我俩坏笑着说。

——多少年过去了，这位徐姓同学早已沿着时光的路径，退却到了某个记忆深处的悬崖中。猛然想起，却只记得在后来的某个假期中，他来我家做客，而后偷走了抽屉里母亲留给我的一百块钱。

从此以后，我们的哥们儿义气，就不可逆地划上了句点。

朋友、兄弟、铁哥们儿... ...

对于这些冠冕堂皇的称呼，我同样厌倦了。

我是在高中二年级结识闫晟的。起初，我并不很喜欢他。

我是个具有强烈自我个性的人。闫晟却似乎是个善于在两个人之间和稀泥的角色。我热衷于对自己反感的事物正面开战，或是将对方驳斥得体无完肤，或是令对方彻底地哑口无言——可闫晟却截然相反。他似乎更加追求一种中庸之道，更喜欢调和两个人的矛盾，化解过分激烈的交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时常会向两边说软话，时常表现得毫无原则和唯唯诺诺。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爱憎，既不会欣赏别人、更不会讨厌别人，俨然一只不粘锅，礼貌、有涵养，但日常交际便可，真当做了朋友，恐怕只会是自作多情一场。

可事实却似乎并非如此。

很久以后的一天，他告诉我说，在某个我已经无从想起的自习课上，闲来无事的我，随手写了几段文字。这文字恰巧被他看到了。他眼前一亮，因为在他从小到大的整个学生生涯中，他都乖乖地按着老师和家长的要求，熟记着那些考场的套路和模板，竟从没见过如此活泼的文字。

“从那时候起，我就想通了你仇视世界的原因。”他说。

“怀才不遇呗。”我笑着回答说。

我的大学时光是在英国度过的。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颇有影响力的作家。在我很小的时候，莎士比亚、狄更斯、王尔德、毛姆... ...一大串名人的作品，就摆放在我的床头。引我着迷于英国文学的人物，叫做柯南道尔。更小的时候，我通读了他当年风靡全球的那套《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痴迷的程度超乎任何人的想象，甚至在多年后，当我来到伦敦贝克街221b座的福尔摩斯博物馆时，光是看着里面陈列的蜡像，就能顺口讲出其相关的故事，准确程度连当地操着一口正宗伦敦腔的管理人员，都为之惊叹——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下 ，我单是靠做梦，就爱上了那个绅士般的国度，爱上了那个当年的世界老大、那个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那个了不起的日不落帝国。

可是，当我果真踏上那座小岛的时候——日不落的太阳，早就下山了。

可笑的“自由民主”，为了某个被称作“人权”的东西而变得懒惰。五十米的马路，拖拖拉拉，修了半年，造成了大量的额外浪费，工人却盘踞不去，不住地要求政府发福利、发福利、发福利，却并不知道，他们的索求，早已远远超出国家所能接受的负重。欧洲世界里，那个被视为民主发源地的希腊，早早地陷入了经济危机，多年后，得益于中国对其港口的大规模投资，才终于止住了崩溃的脚步。

而当时，我所学的专业，正是社会学与政治学。在政治课上，老师拒绝了我对西方“民主”的嘲讽，甚至为此还狠狠地威胁了我。

非但如此，为了进一步打压我的嚣张气焰，老师果断地挂掉了我的论文，而后愤怒地指责我，不该有如此如此这般想法。

我申诉说，英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我的观点是自由的，不该被左右。

他回答我说，你不能自由地否认英国的自由。

没有人会听我说什么。在那个集体愚昧、以“公知”为先知的时代里，“墙”里边的舆论，也绝不会对我的遭遇感到同情。西方是所有人那个时候的圣地，西方的思想是那时所有人的标准。一个奥运金牌获得者，退役后流落街头，无家可归——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就是“体制的问题”，发生在西方，就是“个人的问题”。警察的执法，发生在中国，就是“公权力滥用暴力”，发生在西方，就是“对法律尊严的维护”。那时候的带路党坚决地反对着太空科技的研发，认为那是把民生的钱花在了领导者的“面子上”，也坚决地嘲讽着中国人在造桥造路的时候，所使用的奇怪的办法。中国人快速地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专制主义对劳动人民的打压”，反之，又成了执行者“不作为”。

英国总是不住地下雨，雨水噼里啪啦地打在窗子上。在那样的时代里，我所有在网络上对西方世界的吐槽，都会被无条件地变成一句句莫名其妙的嘲讽和诅咒。现实中，当我偶尔打个国际长途，向那些身在国内的朋友倾吐内心的不快时，他们略带敷衍的、回应的言外之意，却又不过是一句冷冰冰的“生在福中不知福。”

而真正在倾听、真正尊重我的言论、愿意去理解我处境的人，唯有闫晟。

“我在高中时，就钦佩你的与众不同。”他对我说。

我想，当年那两行随笔写的段落，大概起到了洗脑的作用吧。

窗外的雨短暂地停顿片刻，随后便再次倾盆而下，噼里啪啦地敲打着窗子。恍惚间，有那么一秒钟，英国留学时的场景，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人生的精彩，绝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斑斓。面对当时那份来自四面八方的、愚昧的嘈杂，我紧握了下拳头，对闫晟说起了大话：

“我有种预感——未来某一天，我将成为一名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家。到那时，不论你身在何方，我会给你打一个电话。我会邀请你和我一起做一些大事。”

“什么大事？”他似乎拍了下手。

“去影响一个时代。”

“我等着你的电话。”他似乎又拍了下手。

我确实想要成为有名的作家。我也确实写了一些作品。回国以后创作的一本悬疑小说，还获得了当年一个人民文学颁发的奖。

可成名哪是件容易的事？作品之外，商业的运作、包装的模式、推广的力度——这些都是重点中的重点。因为中国的读者群并没有真正地被培养起来。读者的心态依然更多的只是围绕着猎奇、而非求知。

曾有一些网络媒体找到我，希望我配合他们，每天都做一些娱乐化的包装，他们认为，这对我名气的扩散是很有帮助的。可是我犹豫了。我犹豫的原因，从来不是因为反对包装和商业，而是担心在更大的时代里，被快速地淘汰。

一个不做研究、将时间尽数分配给肤浅包装的作家，当社会求知的大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他是否将命悬一线？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可拒绝与之同流合污的我自己，却又遭到了包括家人在内的冷嘲热讽。

而那曾向兄弟闫晟夸下的海口，直到他工作了、世故了、和所有那些始终都在将我视为异类的人有了同样的地位、同样的身份，甚至过上了同样的生活时，都仍无力兑现。

接着，半年以前，我得知了他将结婚的消息。

我愣住了。一种莫名紧的迫感向我袭来。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努力依然不够、我的功力依然薄弱，正因如此，我才不敢接受那些有关商业的包装——生怕那一切会打乱了我对知识的积累。

于是我加倍努力、加倍提升、以前所未有的专注写啊、读啊、研究啊、探讨啊——直到突然那么一天，腰椎猛然酸了一下，接着便爆发出一阵生疼，使我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便倒在了床上。

就在这疼痛中，日子一天天过去，最后又终于定格在这风雨交加的2018年5月20日。

曾经夸下的海口依然不曾兑现，唯一接受邀请的婚礼上，却也看不到我的身影。而这一次，不是借口，没有拒绝。我是真的倒下了。

生命中总是同时充斥着惊喜和遗憾。学生时代最为要好的朋友，就这样沿着所有人走过的路，走进了他全新的生活。

我不知这是否意味着，他也将像所有人一样，一头栽倒在屋子里的热炕上，钻入小小的温柔乡，放弃所有那些曾经想过的、梦到过的、努力的远方。

但，当已近30岁的自己回首望去，回忆那属于自己的、孤独的过往中，唯一理解自己的身影时，辗转反侧中，我所能表达的、唯有祝福。

却不知，在那依然大雨滂沱的前路上，这温柔之乡散发的柔情，又是否会软化自己倔强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