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写作

说到女性写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和意识流代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是两位我比较欣赏的女性作家，但这不在于她们作品的好坏，因为我在读后者的《海浪》《达罗卫夫人的一天》时甚至会感到枯燥乏味，我看到的是她们在写作过程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曾经阐述女性写作中的困境，那就是没有足够的写作空间，我曾经觉得，这是易卜生《娜拉》和鲁迅先生《娜拉走后怎样》的一个变体文本，阐述核心虽有不同，但都体现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伍尔夫文中的一个房间是极其重要的，在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里，她们没有男性作家足够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认同，那么这个房间有多重要，我们却可以从伍尔夫的前辈艾米莉狄金森身上找到答案，狄金森的时代对女性的苛责更是严重，但她却是个例外，艾米莉本身具有开拓精神，处处体现着反抗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她终身未嫁，也为离开过家宅那一方土地，却创造出了宝贵的文学财富，这便得益于她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那就是她的整个家宅，虽然未曾见过外面的世界，但书籍帮她解决了这一难题，她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的在自己的圆桌上进行创作，这是多么宁静且难得的写作环境，我认为，这正是伍尔夫所强调中“房间”的一种。

    从这两位作家出发，我们应把目光转向当今社会女性写作环境的构建，女性写作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存在的偏见和认同空间的狭隘依旧束缚着这一群体写作价值的生成，“娜拉走后怎样？”没有社会的认同和物质的支持依旧会被社会吞噬，女性作家有了“房间”后怎样？如果没有社会的足够接纳和认同，创作依旧会被扼杀在“房间”这所牢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