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旧事

28岁那年，我进了街道创办的一个生产组。也算是就业了。想想当时真不容易。小学刚毕业，就遇见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学里见的最多的是批斗会，然后没有学到什么就算毕业了。

当时就在家等待分配。街道每年安排两次，年中和年底各一次。记得那年底，总算接到通知去领工作。这天下午，我走进了黑压压的会场，少说也有三百来号人，坐满了像我一样等待分配的知识青年。

会场的中心，只见一位老者，大约60多岁，坐在单独的一条长凳上，顶着一头岁月蹉跎的稀松白发，带着只有一只脚的，另一边用绳子代替的老花眼镜，右手拿着一张纸，左手指点着名单，看上去是怕漏读。大家都知道他是区长。

会场很安静，屋外秋光明媚，满地落叶金黄，屋内一抹太阳照进窗里，披在区长的肩上，余晖洒在墙上：“知识青年扎根生产组，立志为国作奉献”，“与天奋斗，其乐无穷，解家忧，解民忧，解国忧”的大幅红色标语格外闪亮，且映衬着周围人群的脸颊。

此时总感觉会议室里，空气当中总有一点儿东西，一点儿飘忽不定，无从捉摸的东西，一种紧张，但无以言说的异样气氛，仿佛是一种散开了的味儿，那种一瞬间判定命运的味儿。它弥漫在会场，充塞着大家的心底和眼神里，它使得此刻凝固般地安静。

远远望去，人们有靠墙站着的，有来晚了没有位子蹲着的，还有会场满员了，趴在外面窗户上的。

记得当时分配是国家统包的，供大于需，能有一份工作已经很不错了。岗位是没得挑选，读到名字了，也即分配了，必须去，否则取消再次分配工作的资格。

那就好像是碰运气，服务型岗位较多，比如运煤，清扫，送水，老虎灶等，倒是多数人向往的劳动密集型岗位缺乏，最多也就是里弄生产组这样的街道工厂，这与当时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关。

此时，大家都屏着呼吸，盼着读到自己的名字，又害怕被读到，因为一旦是分到清扫，运煤工一类的岗位，没得商量，也就这么定了。

这是真正决定命运的时刻了。安静的会场只听到老区长翻纸的声音，偶尔干咳的声音和低沉，稳健的，有节奏的朗读声：王小明，缝纫机修理工；戴建初，煤球厂运输工；蒋伦，潘维青拉链组；黄简明，茹芳，季红，祥福服装厂车工，缝纫工......。

耐心听了上百个名字后，总算读到了我的名字，被分配在服装组，当一名缝纫工。服装组是一个专做中式织锦缎盘扣的服装配件厂。

留下来再听听左邻右舍的同学们不是分配送货就是搞清运，送货，还有草纸组，（那个年代没有卫生巾，只有折好的草纸放高温蒸熏消毒后投放市场）这是个连女生都讨厌的小组。想想自己，已经很不错了。

过了两天，我进了小组，开始报到，工作了。按规定，自带一把小竹椅，一副袖套，就算是参加工作的全部投入了。从没有拿过针线的我，开始每天拿着针线把一根里面嵌着铜丝的缎带按照花样缝起来，确实有点煎熬。缝好固定的花型后，再由师傅拿着镊子拗成造型，做成一对对各种花型的盘扣。运送到成衣厂，配上同色的织锦缎上衣，金碧辉煌地送去出口，换外汇。

“我划算，外汇真要是那么难得，国家兴许能接收咱们这个组了……”一位师傅边干活，边高兴地说着。

大家沉默一会儿，料必心神都被吸引到极乐世界般的那幅图景中去了。

学做纽襻，先是第一道关就过不了。

记得跟着师傅学了好长时间，手指每天要被针头戳破几次，因为只要手里的针戳到里面的铜丝上，就会被顶回来，针歪了，针眼就嵌入手指里，而且是同一伤口反复进去几次。真是十指连心地痛。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用旧布条简单包扎。回家下水还容易发言红肿。

试岗期三个月快到了，我一天比一天着急。预示着即将按照手艺和产量定学徒工的工资了。驾驭不了，真对这份工作没有信心了。

那天下班回家，正要上楼，忽听见住在楼下客堂间明光哥的嚷嚷声：我一个大男人，分到草纸组折草纸，这活怎么干啊？别人问起来，我怎么回答啊？只听他妈说：“你就忍忍呗。工作不好找，等了快一年了，才分下来。不做这行当，喝西北风去啊”？

明光哥67届高中生，动手能力很强，平时业余搞个半导体，电工啥的，邻居家的电工活也少不了他的身影。由于动过肝脏手术，所以没有上山下乡。他妈是里弄干部，可能是让他妈去帮着说说，换一份工作。明光哥说了，哪怕再苦，再累也就认了，就是不想干这份工作。

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简直不可能。没有培养兴趣，自主择业，没有多学习，靠本事吃饭，更没有更换工作的体制和机制。

“想等一份称心的工作，暂时都得先在那生产组干着，而且领导灌输的概念是‘扎根’。这就是当时我和明光哥等一众青年的真实境遇。

听见了这番争执，心里五味杂陈，真替明光哥可惜。浪费了自己的特长和学识。想着工作真不好找，自己总不能让家里养着，不喜欢做缝纫的事，却要强迫自己去做。再想想，也只有自己刻苦学习，掌握工作技巧，才能“扎根”这里。

带我的张师傅是生产组组长，65岁了，清瘦的个子，一头利落的短发，眼光犀利，威严，两手青筋突出，脸色微红，说话就像开着机关枪，一开口，先露出一嘴残牙，突突突地往外冒，使人不免寒栗。

那天，我还听到过她在组里高声地呵责运输工：每天8：30，准时把黄鱼车停在门口，昨天的产品要运出去，工厂的原材料要运过来。都做了一个月了，还搞不清。再这样吊儿郎当，回去！组里没你！

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运输工是因为母亲病了，家里就他娘俩，伺候老母吃早饭而晚了几分钟。

张师傅也得知了情况，还是在组里大声说：大家记住了，谁家没个突发事件啊？有事提前说，再不济，每人每月给一次正式的请假机会，家里有事可以用。不带不打招呼就没人影的！

话声虽带着惯有的威严，但也带着体谅。

此时响起了一阵和谐的私语声和欢笑声，看来大家都表示赞同。

也许是得到了大家呼应，张师傅涨着通红的脸颊，炯炯有神的眼光，扫视着每一位员工，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坐下来略带得意地叹了口气，重新带上了眼镜，手里又不停地用镊子钳整起花型。

想起了爱默生的名言：“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不然就等于零”。

张师傅正是那个善良善于管理并带有锋芒的组长。

有一天师傅看出了我的心思，见她边拿着针在头皮上划拉，边凑着我的耳边，小声说：小季，不用着急，慢慢学，我会帮你的。

紧接着又有一阵暖风似的话语飘进耳里：“我知道为什么你手中的花做得总是偏小，现在琢磨出来了，是因为你的手小，小到我的手可以把你整个包起来哦。”

我被这突然的，轻曼的温柔声惊到了，感觉张师傅像是换了一个人，原来她也有温婉带笑，体恤下级的温馨一面。

果然，打这以后，每天下班前各人报产量的时候，张师傅自己不需要报产量，却总是记得把自己的产量让几对出来帮我凑数。替我报账。

“小纪，我看你是挺要的，所以帮助你。先把质量做好，产量靠熟能生巧的。另外替你报数不太好，明天开始，我会每天给你几对，这样数字就好看了。”

我双眼瞪得好大，满脸通红，惊颚和感激之情之下，只有机械地点头。

我也努力使自己赶上。每天上班，就认真缝纫，仔细琢磨，找到窍门，倒算是也可以多做几对纽襻了。

工资评定下来了，有7毛，9毛，1.1毛三档，我被评定为7毛，还有许多人都没有评上，需要延长试工期的，当时来说，我真是太满意了。如果不是张师傅帮忙和激励，我很可能就是不能入围的那一个。

此时的我，尽管包裹着发炎，肿痛的手指，但心里也是有点安慰的。努力加鼓励，算是有点效果了。只可惜的是，这份工作除了珍惜，却始终热爱不起来。

回家的路上，感觉街上的人比现在少很多。一路上想着：盼望这个小小的生产组能够发达，发展成正式工厂，有公费医疗，今后也能算退休，到老了还有一份退休金可领。

夕阳余晖下，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路上，鸽哨声在天上时紧时慢，真让我心神不定。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里看见了那样几件服装：一件紫色织锦缎的斜门襟短袄，配着五对蝴蝶造型的铜丝对扣和一件貂皮大衣配着靓丽色彩的牡丹花对扣，对扣中还镶嵌了粉红的花芯。一张中式红木条案、几只绣墩。它们摆布在幽静的厅廊里，几株花草围伴，很少有人在它们跟前驻足，惟独我一阵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

走近细看，不错，正是那朴拙的针线和精致的造型，一拐一弯都似认得。我左顾右盼，很想对谁讲讲它们的来历，但马上明白，这儿不会有人懂得它们，不会有人关心它们的来历，不会再有谁能看见那一拐，一弯中的希望与岑寂。我摸摸那服装纤尘不染的缎子，心想它们未必就是出自那条老街和几间老屋，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正是我们当年的作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如同路边杨树的枝条颀长、弯曲，每年春天最先吐出了花穗，摇摇荡荡在灰白的天际。河上飘缭的暮露，丝丝缕缕融进晚风，扯断，飞散，融入大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