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亲情路用理解相伴——读《长路迢迢》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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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很多写父亲母亲的亲情文章，也多次写过有关父母的文字，无非都是父爱母爱，恩情似海。但格尼的《长路迢迢》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母女情。这是一种别人没有的，独特的母女情。

《长路迢迢》刊登于2024年《星火》第一期原浆散文栏目榜首。作者格尼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中国作协会员，鲁院18届高研班学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本名郭金梅，现居四川嘉陵江畔。有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散文集等出版。中篇小说《一壁青苔》获得第十届四川文学奖。

一个小有成就的作家，冲破“家丑不可外扬”的藩篱，用洋洋洒洒万余字的长篇，解构母亲令人反感的行为，深度剖析自己对待母亲的矛盾心理，这需要强劲的笔力，更需要坦诚面对“家丑”的勇气。这是一篇作者从“一手生活经验里炼金的非虚构性作品”，“有体温”“有呼吸的起伏感”、“有思想的锐叫声”。这是一部直达人心，能引发读者共鸣的作品，被选为“原浆散文”栏目榜首实属情理之中。

格尼错开亲情文的赞美、歌颂套路，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了母亲不可理喻的“走”和“折腾”，以及自己的“愤怒”和“咆哮”。

格尼笔下的母亲是不快乐的，是焦愁的，“她没心事的时候太少太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不快乐的母亲一点点瓦解着我对生活积极向上的信心。”“我不想见到母亲，不想见到愁容满面的母亲。”  

母亲的笑终结在三十出头时照的一张照片上。以后的日子里，母亲都是愁眉苦脸的，她的“巴掌宽的脸，抽在一起。她已被愁毁了容，愁可以把曾经俊秀的面孔扭曲成皱抹布。”

为什么母亲会变成这样？是因为出生在一个迁徙家庭居无定所的后遗症，还是小时候被扔丧失安全感的后遗症？格尼试着探索母亲由“笑”变“愁”，由“俊秀面孔”变成“皱抹布”的原因，是原生家庭造成的伤害吗？

格尼笔下母亲的童年是毫无安全感的童年。1960年的冬天，姥爷带着舅舅和母亲一起乘火车外出，上了火车，姥爷居然扔下母亲，带着舅舅下了火车，任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被火车带离家乡，自生自灭。母亲在下一站随着人群下车，开始流浪，后被孤儿院收养。过了几年，母亲遇见大姨后才又回到家里。再过了几年，姥爷姥姥带着一家人从山东迁徙到东北，那年母亲再次被扔下，寄养在远亲家当童养媳，直到十七岁回东北探亲，才留在东北。

一个未成年人，两次被家人抛弃，这样的经历，该是多么的刻骨铭心？创伤又有多大？读者们不妨脑补。

阿德勒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母亲的一生都在想着“逃离”，想着“走”，想着“远方”。母亲生育了四个子女，她总是要求子女“逃出北方”，逃出那个“死地方”。因为母亲的执拗，父亲不得不带着全家人经常迁徙。

因为母亲的愁苦，“我比母亲还想逃，不是逃出北方，是逃出这个家。一个充满争执、焦虑、愁苦、债务的家。我想去赚钱为他们还债，换来家和，换来母亲的笑容。”可“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完成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让母亲快乐。”“不快乐的母亲一点点瓦解着我对生活积极向上的信心。”

愁闷已经在母亲体内凝结成放射性物质，具有强烈的“辐射”作用，母亲站着或蹲着，即使不说话，也会让我内心颤栗。“母亲的焦愁像不断旋转的黑色漩涡，要把我们吸进深渊。”即使远隔千山万水，母亲声音中的“愁闷”也能“辐射”到我及兄弟姊妹，让我们总是互相检讨，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好。我和妹妹的婚礼父母没有参加，弟弟结婚前20天，母亲“走”的毛病发作，居然不管不顾地放弃参加儿子的婚礼，去了河北一个叫鲅鱼圈的地方，只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当年北方的一个熟人。

母亲如果想走而未走，她就会失眠，犯胃病。她不管时间早晚，即使是半夜，也会敲儿女的门，或打儿女的电话。她的嘴巴里没有一句鼓励子女的话，总是各种不如意、各种消极、泄气的话语。这样的母亲谁能忍受？我终于爆发了，开始咆哮，数落指责母亲，母亲也同样咆哮着、哭泣着。

难道母亲真的就这样不可理喻？不为儿女着想？不是的。只是母亲的“美”、“能干”、“孝顺”和“慈爱”，格尼是用插叙的方式简略地记录于文，且“母亲的好”多数都是旁人眼里的好。相较于整篇文章的篇幅，母亲“光彩”面用的笔墨，格尼真的是有点“吝啬”。

母亲年轻时是美的，父亲夸母亲“是一等一的美人”，“两个大辫子，油黑崭亮，在院里踢毽，大辫子一甩一甩，那才带劲儿呢。”大娘婶子和村里的女人都说母亲“腰条好，皮肤白”。母亲三十出头时有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的母亲灿烂地笑着，牙齿很白，烫着卷发，瓜子脸，很美。

母亲年轻时很能干，她一个人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做饭洗衣浆裳，喂猪喂鸡鸭鹅狗等全部包揽。除了家务活，她还下地干活，地里的活计，男人都赶不上她。她就像陀螺一样，一天到晚都在忙。

母亲待人热情，厨艺好，来了客人总是倾其所有，做上一大桌子菜招待客人。

母亲很孝顺，奶奶失能失智，不认识任何人，只认得自己的儿媳—我的母亲。奶奶躺在床上两年，没有生过褥疮。

母亲很慈爱，我们小时候除了干些抱柴禾、烧火、看猪、找鸭子之类的活外，母亲很难指使我们再去干其他活。冬天早上起来，家人鞋子里都是母亲先天晚上拿出来放在炕头烘烤着，早上再塞进去的热呼呼的干燥鞋垫。

文字具有疗愈作用。作者用文字一点点地将自己从愤怒、咆哮中解脱出来，渐渐地心平气和，并开始理解和接受了母亲的“病态”。格尼说：“当我写下这些并不能完全描述母亲的文字，无论母亲将来怎么折腾，我不会感到艰难了，不会咆哮，免不了会酸楚。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悲伤，也有那么多快乐。我的五岁被扔过的母亲，深入骨髓的悲伤必然会多一些。长路上的母亲，如果走可以让她减轻悲伤，那就再次出发吧。”

格尼是70后，上有这样喜欢折腾的母亲，下有面临高考的女儿，因为陪读，她只能以文为生。她有她的焦灼和烦闷。文字是她疏解自己情绪的良药，她从书写中获得救赎，让心灵归于宁静。

作者对母亲着墨不多的“光彩”和大篇幅的“不可理喻”，更让我对作者笔下的母亲有了深切的心疼，与作者有了共情。读格尼的《长路迢迢》，我感同身受。

对我来说，当前父母的状态、母亲的牢骚、长吁短叹，父亲的木讷寡言、“叛逆”，正在一点点消耗我的热情以及对自己老年生活的信心。每次从娘家回来，我都是心情郁闷，通宵睡不着。我知道，不论我怎么努力，再也改变不了父母当前的生活境况。我的委屈，我的辛劳，无人能懂，而且我无法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向任何人倾诉，也无人能替我解决我的困难。我不得抱怨弟弟弟媳们。没得法，我只能借助文字救赎自己。唯有文字能安抚我的内心，书写是我唯一释放压力，发泄情绪的渠道。每次写完，都能感觉身心轻松。这大概就是文字的魅力吧。

文字可以救赎自己，也可以警醒他人。读完《长路迢迢》，掩卷沉思，感慨良多。

也许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各种各样的不堪，我们的父母也不完美。他们身上的美好早已被岁月消磨殆尽，目前呈现出来的都是“糟糕”。我们对年老的他们表现出的多是讨厌、烦躁、咆哮，亦如当年他们对待少不更事的我们。其实，他们曾经对我们的付出和爱已溶于我们的血脉骨肉，不知不觉间，我们就成为了他们昔日的模样。他们的今日或许就是我们的明日。

“她养我小，我陪她老。”迢迢亲情路，用理解和包容相伴，也许能走得更顺畅，走得更轻松，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