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翻书笔记

作者：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
译者：余燕
原著名称：《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精装典藏版
原著出版时间：2010年10月
来源：下载的 mobi 版本
豆瓣评分：9.4（108人评价）

为了准备参加上海博物馆的「大英百物展」而特意阅读此书，原本期望并不高，但是未曾想到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本书立意独特，采用一百件文物来诠释历史，以漫长的时间跨度演绎人类简史，伴随着大幅度的文字描述和精美细致的配图，读者随着「物件」的变迁，一同探寻人类恢宏历史中那些无法被人为磨灭的脚注，赏心悦目，荡漾人心

因为时间的缘故，只阅读了1-46章，余下54章会在参加展览之前阅读，所以后续会补充完整这篇读书笔记

摘录：

这是我们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例如对如今仅存活在考古记录中的秘鲁莫切文化，武士形状的莫切陶俑（第48节）是为数不多的切入点之一，它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这些历经层层文化转译的物品需要再次被严格审视，重新想象。例如，西班牙人征服了阿兹特克人，这就为我们了解阿兹特克人如何征服瓦斯特克人增加了难度：由于这些历史巨变，如今，瓦斯特克人的声音是通过西班牙记录中阿兹特克人对他们的描述而留存下来的，想要恢复它们，必须移除双重影响。到底瓦斯特克人自己曾有过怎样的思想？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其物质文化却通过一点五米高的石制女神像（第69节）被留存下来。人们一开始认为，它和阿兹特克人的母亲神特拉佐尔特奥特尔地位相当，之后又将其与圣母马利亚建立了联系。这些雕像便是瓦斯特克人宗教思想的最原始记录。虽然目前还无法确知其含义，但其神圣的存在为我们看待阿兹特克人和西班牙人的二手记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但最终，我们还得依靠自己的直觉来揭开其中人与神的对话之谜。
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也是大英博物馆的创立者们所熟悉的方式，在他们眼中，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而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人在做同样的工作。中国的乾隆皇帝是与英王乔治三世几乎同时期的统治者，他在十八世纪中期同样致力于网罗收藏、分类整理、探索历史、编撰词典与百科全书，并记录自己的发现，从表面上看，他无异于一位十八世纪的英国贵族学者。他的藏品中有一枚被称作“璧”的玉环（第90节），非常类似发现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的中国商朝殉葬品中的玉璧。它们的用途至今仍无人知晓，但可确定的是，它们是贵族用品，做工精美。乾隆帝十分欣赏玉璧独特的美感，进而开始揣测它曾经的用途。他所采取的方式既表现出研究式的严谨，又充满想象力：他知道它年代久远，于是对比了一切他所知的类似物品，但仍陷入了迷茫。因此，他依照自己一贯的作风，作诗来纪念为研究此物做出的努力，并做出了或许会让现代人十分震惊的举动：将诗文刻在了诗中所赞美的文物上。在诗中他得出结论，这块美丽的玉璧是个碗托，因此又为它配了一个碗。
尽管乾隆帝对玉璧用途的推测是错误的，但我承认，我很欣赏他所采取的方法。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的重构过程。我们承认自己所确知的事物有限，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既然，这些物品的制作者从根本上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我们理应能够解密他们制造这些物品的用意及用途。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这本书更贴切的名字也许是“通过经历了不同世界的物品来讲述历史”，因为这些物品的一大特点便是，自面世以来，它们就不断地变化或被改变，最终承载了制作之初完全无法想象的意义。
在我们选择的物品中，有数量惊人的一部分都携有后期事件留下的印记。有时是在漫长的时光中遭受的破坏，如瓦斯特克女神破损的头饰，也可能是不小心的挖掘和强制移动带来的损伤，但更常见的是后期有意识的干预，或是为了改变它的含义，或是为了表现新主人的自豪与愉快。这样的物品不仅记录了制造它的那个世界，也记录了之后改变它的那些世界。譬如日本陶罐（第10节），它表现了日本早期在陶艺上取得的成就，也表明炖煮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它内壁的镀金则反映出后期美学主义的日本已经认识到本国独特的文化传统，重温并赞颂着自己悠久的历史：物品本身成为对自己的注解。此外，非洲豁鼓（第94节）尤其能表现物品所经历的命运波折。它最初为小牛造型，很可能是为一个居住在刚果北部的统治者而造。随后，它在喀土穆被改造成一件伊斯兰物品。之后又成了基钦纳伯爵的战利品，被刻上维多利亚女王皇冠的图案送至温莎——这是对帝国征服故事的一件木制记录。我不认为有任何文字能将这一段段非洲及欧洲的历史融合起来，或是表现得如此直接有力。这是只有物品才能讲述的历史。
本书中还有两件物品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面对社会崩溃、组织坍塌时的不同面貌。从正面看，复活节岛的巨石像何瓦·何卡纳奈阿（第70节）以坚定的自信呈现了祖先的威力：只要后人善加供奉，他们便能保佑复活节岛的平安。但在他背后却雕刻着这一信仰的失败：随着复活节岛的生态系统被破坏，对岛民生活至关重要的鸟类进行了迁徙，焦急的人们用新的信仰代替了祖先崇拜。该社群绵延数世纪的宗教史在这尊巨石像上得到了清晰体现。俄国革命瓷盘（第96节）则与之相反，它更多地表现了人类选择和政治博弈的结果。用帝国时期的瓷盘来承载布尔什维克的图画本身带有一种欺骗性的讽刺意味，但很快，冷静的商业智慧便战胜了它。制作者准确地揣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收藏家愿意花大价钱收藏一个同时带有革命者的镰刀斧头和沙皇时期帝国徽章的瓷盘。瓷盘表现了苏联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绵延七十年的复杂的历史妥协的第一步。
对这两件物品的改造令人着迷，同时又富有启发性，但最让我感到愉悦的改造莫过于《女史箴图》（第39节）。千百年间，随着卷轴的缓缓展开，历代收藏者和鉴赏家都曾愉快地欣赏这幅中国绘画杰作并盖上自己的印章。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未免太过惊人，因为西方人往往将艺术品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举动十分动人，它创造出了跨越几个世纪共同分享喜悦的群体，并让我们也能参与其间——尽管我们并不会盖上自己的印章。这件美丽的物品在漫长的时光中曾以不同形式带给人们欢乐，直至今日仍能打动观赏者，给现代人带来愉悦。关于这一点，还能有比这些印章更清晰的例证吗？
物品在时光中经历的改变还有另一种方式。博物馆研究的关键任务以及博物馆保存学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不断重新检视这些物品，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寻找新的发现。而其结果——尤其是最近，常有一些惊人发现——或为研究找出新的方向，或为我们早已熟悉的物品发掘出意料之外的内涵。眼下，物品正在发生迅速改变。本书中最惊人的例子当数来自坎特伯雷的玉斧（第14节），我们如今已能追溯到它最初的开采地——意大利北部的高山之巅——从而对欧洲早期的贸易路线有了全新认知，同时对玉斧本身的意义也萌生了一系列新的猜想。它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就在于它来自遥远的白云之上的山巅。新的医学检查方式也使我们了解到古埃及人（第1节）曾患过什么疾病，又为来世携带了哪些避邪物。中世纪的海德薇玻璃杯（第57节），一直以能变清水为美酒而闻名，近来也有了更明确的身世。仰仗最新的玻璃分析技术，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来自地中海东岸，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证据不足，但这充满乐趣），它与中世纪的某一特定时期、与十字军历史中的某位风云人物相关。科学正用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写着历史。
对斯隆爵士于一七三○年在弗吉尼亚获得的阿坎鼓（第86节）的研究，是精确的材料科学与诗意想象的结合。植物与木材专家最近认定，这只鼓的原材料来自西非，它无疑曾乘坐运奴船穿越大西洋。如今，我们既已知晓它的原产地，便很难不去猜测它曾见证过的历史事件，并在想象中陪伴它一起从西非的宫廷穿越凶险的大西洋来到北美的种植园。我们知道，这些鼓曾用于在船上“让奴隶们起舞”以克服抑郁症，而在种植园，它们有时会起到召集奴隶暴动的作用。如果以物品讲述历史的目的之一便是让声音被淹没的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这只奴隶的鼓还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它替数以百万计被奴役、被驱逐、离家时两手空空、无法书写自己历史的人们发出了声音。

放眼全球还能让你看到，对历史的不同书写取决于你的身份和立足点。因此，虽然本书中的所有物品如今都保存在同一处，但它特意将多种不同的声音和观点纳入视野。我们收集了由大英博物馆各位馆长、管理员及专家组成的团队的看法，也呈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的分析与研究，并收录了研究类似物品的专业人士的评价：我们请英国文职机构的领导人评价现存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行政记录（第15节），请现代讽刺作家讨论宗教改革宣传画（第85节），请印度尼西亚皮影大师讲述如今皮影表演的内容（第83节）。这些法官与艺术家，诺贝尔奖得主与宗教领袖，陶瓷工匠、雕塑家与音乐家都极为慷慨，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我们奉献了关于这些物品的深刻洞见。
令人高兴的是，书中也包含了作为这些物品原产地的社群或国家的声音。我认为这是不可替代的。只有他们能够解释这些物品在当下的含义：只有夏威夷人能够清楚阐释，在被欧洲与美国侵扰二百五十余年之后，曾被送给库克船长及其随员的羽毛头盔（第87节）对如今的夏威夷岛民有怎样的意义。没有人比沃尔·索因卡更清楚，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贝宁青铜器（第77节）对一个非洲黑人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思考物品中的历史的关键问题。世界各地的族群越来越多地通过重新解读历史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而历史往往依托于物品。大英博物馆不仅仅是文物的收藏地，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文物的含义与认知展开辩论的场所。这些时而会剑拔弩张的辩论，与文物应在何地被收藏或展示的争论一起，构成了探讨文物当今含义的关键。而这些观点都应由那些与文物关系最紧密的人来说明。

在棺中陪伴霍尼吉提夫的物品，大多用于引导他度过艰难旅程以到达来生，帮助他克服所有可预见的困难。不过有一点他的星相图肯定没有预测到，那就是他最后来到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事情理应如此吗？霍尼吉提夫和他的物品该出现在这儿吗？时常能听到这样的问题。过去的物品现在应该归属于谁？它们的最佳展示地在何处？是否所有物品都应在原制作地展出？这些重要问题将在本书中不断提及。我曾问过埃及作家阿达法·苏维夫，看到如此多的埃及古物远离家乡、被陈列在伦敦，她有何看法，她说：

说到底，埃及的方尖碑、石刻与雕像散落全球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诚然，这会让我们想起殖民岁月，但同时，这也提醒了世界，这是我们的共同遗产。

在博物馆，霍尼吉提夫的故事像其他所有物品的故事一样，仍在继续。他们的旅途尚未终结，我们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正与全世界同仁一道努力，不断丰富我们对全球历史的共有了解——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自从制造出这样的工具，人类便再也不能离开它们生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制造让我们成为人类。利基在东非大裂谷温暖土地上的发现，不仅扩展了人类已知的历史，也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我们都是这些非洲祖先的后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洲人的后裔，我们的DNA里包含着非洲因子，所有的文化也都从这里起步。肯尼亚环保主义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旺加里·马塔伊曾评论道：

已有明确的信息表明，人类都起源于非洲东部某地。人们太习惯于划分不同的民族或种族，始终想找到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因此，我们中的一些人必定会很惊讶地发现，我们用于区分彼此的标准，如皮肤的颜色、眼睛的颜色、头发的质地等等，都是如此肤浅，而从根本上讲，我们都有着共同的起源、共同的祖先。因此我认为，在我们逐步了解自己，互相欣赏，尤其是在了解我们共同起源的过程中，一定会慢慢丢掉过去的很多偏见。

不论是广播还是电视里的新闻，都很容易让我们觉得，世界上有很多敌对群体与相互竞争的文明。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提醒自己，人类的共性不仅仅是一种启蒙式的梦想，而且在基因和文化上也都是事实。这一点将在本书中不断提及。

制作石斧所需的专注力与计划性，表明我们的祖先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大脑的运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而这件石斧也许还隐藏着更惊人的证据：有关语言的秘密。很可能，就是在制作这类工具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交谈。
最近，科学家们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研究制作石器的过程。他们使用现代医院的扫描设备来观察石匠工作时所使用的大脑区域。令人惊讶的是，现代人的大脑中制作石斧的部分与负责语言的部分高度重合。极有可能会加工石头的人，就能表意成句。

人类种植之初，总是专注于某几类植物，有选择性地从野外采集，然后种植照料。在中东，他们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草——早期的小麦。在中国，人们选择了野生旱稻，非洲选择了高粱，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们则选择了含淀粉的植物块茎：芋头。
对我而言，这些新植物最奇特的一点就是，在自然状态下，它们一般都不可食用，至少是味道极差。为什么人们会选择一些只有在浸泡、煮熟或研磨后才能被消化的植物食用呢？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马丁·琼斯认为这是获取生存的关键一步：

在人类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与别的动物去竞争那些容易获得的食物。因此，如果处于竞争劣势，就得去寻找比较难获得的食物。人们找到一些如今被我们称为谷物的小硬草籽，生吃难以消化，甚至可能有毒，必须磨成糨糊，然后制成面包或者面团。又找到一些巨大有毒的植物块茎，像红薯和芋头，也必须加工研磨，烹饪后方可食用。如此人类便获得了竞争优势。别的动物没有我们这样的大脑，不能在得到某一结果之前预先计划出好几个步骤。

在末次冰河期快结束时，有人从伯利恒附近的一条小河中捡起了一块鹅卵石。这块鹅卵石必定曾顺着水流翻滚而下，沿途经历了与其他石头的碰撞摩擦，这一过程被地质学家十分诗意地称为 “喋语”。但在大约一万一千年前，一双人类的手将这块历经冲刷的美丽圆卵石雕磨成了大英博物馆中最动人的藏品之一。它表现了一对紧拥的恋人，是已知最早的人类表现性爱的雕像。

在大英博物馆的手稿厅，大部分人都很少在摆放这座情侣雕像的展柜边停留。也许是因为从远处看它并不起眼，只是一块大小如握拳、颜色暗淡的灰色石头。但如果你走近一点，便能看出这其实是一对坐着的情侣，胳膊和腿都紧紧地缠绕对方，没有丝毫缝隙。虽然没有明显的面部表情，但还是能看出他们是在互相凝视。我认为这是我所知的最温柔的爱情表达之一，可以媲美罗丹和布朗库西的情侣接吻雕像。

罗丹《吻》 布朗库西《吻》

四头奶牛因此可能代表了一个可行走的血库。提供牛奶这一看似更明显的答案可以排除，由于种种因素，牛奶尚未列入当时的菜单。这不仅因为早期驯养的奶牛产奶量很少，更主要的是，从牛奶中获取营养对人类来说是种后天习得的技能。食品考古专家马丁·琼斯解释道：

有很多食物我们的远祖都不能像今人一样享用。在驯养了奶牛之后，成年人类才逐渐进化出消化牛奶的能力，极有可能是从牛奶中获取营养的能力使这些个体存活了下来，并把这一能力传给了自己的后代。但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现代成年人不能消化牛奶。

因此，喝牛奶对早期埃及人来说一定是件苦差事。但几个世纪后，他们的后代，或是别的民族终于适应了。这一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重现：一些一开始极难被消化的物质，在经过漫长的适应期后成了我们餐桌上的主角。人们常说，我们所吃的食物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的祖先克服重重困难学会吃的食物，决定了我们的人生。

我知道，猜测人类制作工艺的第一次大飞跃是如何出现的，从科学角度来说不是什么体面的行为。但这种冲动有时也实在难以抗拒，因此我忍不住要对人类制作工艺史上最大的一次飞跃做一个不科学也不体面的推测。想象一下，几千年前一团湿泥偶然间掉进了火堆，干透变硬后形成了一个凹陷中空的造型，它粗糙却耐用，可以用来盛放物品。这团湿泥的变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烹饪、饮酒和陶艺设计的世界。人类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陶罐。
在前几节，我们看到人类开始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获得了新的食物，也改变了生活方式，简言之，他们的生活安定了下来。以往人们都认定，陶器是伴随着这种比较安定的生活出现的。但现在我们了解，实际上最早的陶器在一万六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出现，那一时期被大多数专家称为旧石器时代，当时人们还在四处迁徙，猎杀巨兽。没人能料到陶器竟出现得这么早。

绳文人的生活看起来相当舒适。他们住在海边，鱼是主要食物。食物极易获得，不像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需要四处奔波。植物种子与坚果的资源也很充足，没有驯养动物或培育特定植物的需要。也许正因为鱼和食物的丰富，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日本的农业出现得极为缓慢。直到两千五百年前，水稻种植这样简单的农业才传到日本。从全球范围来说，这样的发展进程实在是过于缓慢，但在陶器方面他们却遥遥领先。

马歇尔的团队在哈拉帕发现了一座大型城市的遗址，其后又在附近发现了别的城市，它们存在的时间都在公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两千年。这一发现将印度历史大幅度地向远古推移，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事实证明，这一地区曾是一座高度发达的都市，有贸易、工业，甚至有文字。它应该是和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处于同一时期、水平不相上下的文明，但却被人们彻底遗忘了。

伦敦布鲁姆斯伯里的居民经常走进大英博物馆闲逛。约一百四十年前，这些居民中便有一位常在午饭时间前来参观，他叫乔治·史密斯，在离博物馆不远的一家印刷厂当学徒，逐渐迷上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写字板藏品。由于这份热爱，他开始自学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逐渐成了当时的楔形文字专家。一八七二年，史密斯看到了一块来自尼尼微（今伊拉克）的写字板，这便是本节我们将要谈及的文物。
大英博物馆将超过十三万块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黏土板存放在一间屋子里。屋里的架子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每个架子上都有一只狭长的木盘，上面最多能堆放十二块写字板，大部分是不完整的碎片。在一八七二年格外吸引史密斯注意的这块长约十五厘米，用黑棕色的黏土制成。上面的文字分两栏，写得密密麻麻，远看有点像老派报纸上的小广告栏。它原本应该是长方形的，但有些部分已经掉落了。正是这块不起眼的碎片，经乔治·史密斯阅读出其上的内容之后，将要撼动《旧约》中的一个著名故事的基础，让人们对经文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发出疑问。
这块写字板记录了一次大洪水，神告诉一位男性，让他修建船只，把家人和动物都安置到船上，因为一场大洪水将席卷整个地球表面，抹去所有人类生存的痕迹。乔治·史密斯觉得这个故事惊人地熟悉，因为在阅读与翻译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发现眼前的这则古老神话与《圣经》上挪亚与方舟的故事极为相似，而最重要的是，它在年代上远早于挪亚方舟。
史密斯拿起这块写字板，开始阅读上面的文字。保管员已为这块板子做过清理工作，字迹显露了出来。当他发现板上记载的正是他想读到的传奇故事时，说：“在被遗忘了两千年后，我是第一个读到这故事的人。”他把写字板放在桌上，兴奋地在屋里连跑带跳。让在场的人大为吃惊的是，他脱起衣服来了！
这一发现的确值得脱衣相庆。这块写字板，如今已被命名为大洪水记录板，上面的文字是公元前七世纪在如今的伊拉克地区写下的。比现存最早的《圣经》版本早了约四百年。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圣经》故事并非什么神向我们揭示真相的恩典，而只是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的一部分？

传统观点认为，希腊人的几何学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希罗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到过埃及人在几何学方面的惊人成就。
如果没有莱因德纸草书，我们很难确切了解他们的数学水平到底如何。里面的代数就是如今我们说的线性代数与直线方程。还有一些我们如今称为等差级数的内容，稍为复杂。而几何学也非常基础。雅赫摩斯（纸草书的原始抄写人）告诉我们如何计算圆和三角的面积。这里面的题目一般的中学毕业生都会解答，有的甚至难度还更低。
当然，这一点无可厚非，因为纸草书的用途并非培养数学家。使用它的人只需了解如何处理现实中的一些麻烦问题，如怎样给工人分配供给的物品。

大英博物馆的这尊公牛雕像使用了失蜡法来铸造。艺术家首先用蜡制成雕像，其后在外裹上一层黏土，放入火中烘烤。待黏土变硬、蜡融化之后，将蜡液排出，往模具中注入青铜溶液。冷却之后再敲开模子，取出青铜，进行最后加工——抛光、镌刻或挫平。雕像最终成形。

遗憾的是，最关键的证据，即披肩里包裹的骸骨，由于没有经济价值，在黄金出土时便被丢弃了。如今看着莫尔德黄金披肩，我心情复杂，一方面为如此精美的艺术品能保存至今而兴奋，一方面也因为它周围的物品被莽撞地丢弃而愤怒。我们原本可以通过它们更多地了解四千年前在北威尔士蓬勃发展的那个神秘而伟大的文明。
这也是考古学家对盗墓活动如此反感的原因。虽然珍贵的物品常能被保存下来，但那些能够解释它们背景的物品却常会遗失。这些背景物品虽然不具有高昂的经济价值，但对历史研究意义重大。

一八一八年，大英博物馆的一尊雕像激发了诗人珀西·比希·雪莱的灵感，让他写下了他最广为流传的诗句：
“吾乃奥兹曼迪亚斯，万王之王
功业盖世，强者折服！”

大英博物馆的狮身人面像所表现的塔哈尔卡王，是历任库施国王中最重要的一位。他开启了这一庞大新王国的黄金时期。而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没有强迫埃及人接受库施习俗，而是将二者融合起来。即使在库施本土，他也按埃及模式修建了金字塔。他敬拜埃及的阿蒙神，按照埃及风格重修神庙，并使用埃及象形文字作为官方记录语言。在历史上成功的征服案例中我们能一再看到这种模式：征服者沿用原有的权力系统与王权象征，因为它们已为大众熟知。用百姓们已经接受了的方法来统治他们，可以说是明智之举。塔哈尔卡的狮身人面像有意把两种不同的文明结合起来，这不只创造出了一尊库施统治者化身为传统埃及法老的动人肖像，也成为政治学的一种经典手段。从短期来看，这种手段成效惊人。

在货币出现之前，吕底亚的支付媒介是贵金属，主要是金块或银块。形状并不要紧，重要的是重量和纯度。但问题是，自然状态下的金矿和银矿常混杂在一起，甚至掺杂其他价值不高的金属。检验金属的纯度是项无聊的工作，几乎每次都得耽误贸易的进行。在克罗伊斯王登基前一百年左右，吕底亚人已发明了货币，但纯度问题仍无法解决。他们使用的是自然状态的金银混合物，而非某种纯金属。要如何才能准确了解某一枚货币的成分及价值呢？
吕底亚人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加速了市场交易，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们的方案是让国家来铸造固定重量、价值绝对值得信赖的纯金与纯银货币。如果有国家做担保，金币和银币便成为可以完全信任的货币，不再需要任何检查程序即能放心使用。而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古代金属专家保罗·克拉多克解释道：
吕底亚人选择让国家或国王来确定重量与纯度标准。货币上的印记便是重量及纯度的保证。但如果要保证纯度，则必须具备从金矿中加入或析出一些元素的能力。从技术上讲，析出铅和铜这样的元素不算太难。但遗憾的是，伴随黄金出土的主要元素常常是银。而从金中分离出银的技术之前还从未实现过。银对化学试剂的反应较为迟钝，金则更为迟钝。最终，他们把直接从矿场里采出的细金粉或打得极薄的旧金片，与普通的盐也就是氯化钠一起放进锅里，加热到八百摄氏度，便得到了纯度很高的黄金。
吕底亚人于是掌握了制造纯金币的技术。其后他们雇佣工匠为货币做标记，标明它们的重量与价值。最早的货币上没有文字，日期和铭文都要到更晚期才会出现。但我们依靠考古证据，将这些货币的铸造日期确定到公元前五五○年左右，即克罗伊斯统治的中期。
用于表示货币重量的标记是狮子，由于货币的大小会随着重量的减少而递减，因而有时也使用狮子的某一部分。比如最小的货币上只有一只狮爪。吕底亚新的铸造模式让检查纯度与重量的工作从商人手中转到管理者手中，使得萨迪斯的商业运作更加快捷灵活，也更具贸易吸引力。由于人们信任克罗伊斯的货币，它的使用范围超出了吕底亚的国界，给国王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信任当然是一切货币流通的关键。你必须接受货币上标注的价值，也要接受它的信誉度。克罗伊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种值得信任的货币。金本位也始于此。随之而来的便是巨大的财富。
借由这笔财富，克罗伊斯在以弗所修建了宏伟的阿尔忒弥斯神庙。重修后的神庙成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但财富是否给克罗伊斯带来了快乐？据我们了解，一位睿智的雅典政治家曾告诫他，不论拥有多少财富或权力，一个人只有在临终时才能明了自己一生快乐与否。能否幸福地去世才是一生的关键。

除了当时的旅行和通信情况，马车还向我们展现了波斯帝国系统核心的包容性。虽然它发现于帝国东边靠近阿富汗的边境，但从金属加工技术来看，应制作于波斯的中心。乘客与车夫皆着米底亚服饰，而米底亚人是曾生活在今伊朗西北部的古老民族。马车正面突出展示的是埃及神贝斯，他是一个双腿呈弓形的侏儒，从形象上看并不像保护神，但他照看儿童及陷入困顿的人，是庇佑长途马车的善神。我猜他的作用类似今天的旅途守护神圣克里斯托弗，或是悬挂在汽车后视镜上的平安符。
但是，一个埃及神怎么会在阿富汗的边境保佑波斯人呢？这便是波斯帝国惊人的文化包容性的完美表现。他们接受一切不同的宗教，甚至有时会吸收采纳被征服者的宗教信仰。这个兼容并包的帝国甚至乐于用别国文字发表正式公告。希罗多德曾提及：

没有比波斯更能包容的民族了，譬如，他们穿米底亚人的服装，因为觉得穿起来更帅气。士兵则穿戴埃及人的盔甲。

我们的小马车所表现出的多重信仰和多重文化，与组织完善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创造出灵活的帝国系统，延续了超过两百年。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国王向臣民表现出的，是一个宽大包容的帝国形象。因此，公元前五三九年，当居鲁士入侵靠近现代巴格达的巴比伦时，他用巴比伦语发布了一道仁慈得有些虚假的法令，将自己描述为这些被征服者的保护人。他恢复了各种神的宗教崇拜仪式，释放了巴比伦人关押的囚犯，让他们返回自己的故乡。他自称：

朕之士兵和平地大举进驻巴比伦……朕不许任何人惊扰百姓……为了百姓福祉，朕关注民生所需，保护他们的圣殿……释放了所有奴隶。

在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后，他精明的统治政策最大的受益人是犹太人。这些人的上一代便被尼布甲尼撒二世俘虏，不得返还耶路撒冷的家园，也不得重修自己的神庙。居鲁士的仁慈令他们永生难忘。在希伯来《圣经》中，居鲁士被描述为受到神灵启示的大善人、大英雄。一九一七年，当英国政府宣布自己将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修建定居地，使他们得以重返故土时，在整个东欧，居鲁士的画像与乔治五世的照片一起被陈列出来。一项仁政在两千五百年后还能收获敬意，殊为罕见。

对雅典人而言，“半人马”的世界还不只是波斯帝国，也包括了其他敌对的希腊城邦，尤其是斯巴达，他们与雅典频繁开战。排档间饰上与半人马的战争成为一种永恒的战斗的象征。对雅典人而言，每个文明的城邦都需要战斗。理智的人们需要不断抗争野蛮的非理性。将对手非人化是条危险的路，但如果你要发动战争，这会成为极佳的民众动员令。它所传达的信息是：要想避免混乱，就一直要用理性去战胜非理性。
而我之所以挑选了这幅浮雕，是因为它传达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信息，即以短期而论，理性并非总能获胜。为保卫理性规范的城邦，有的公民会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雕像上垂死的人形表现得如此苦痛，剧烈的战斗又被刻画得如此协调——这也正是雕像具有如此高的艺术价值的原因所在——以至于取得最后胜利的并非趾高气扬的半兽人，而是能把冲突转化为美的雅典艺术家。这件雕像仿佛在告诉我们，从长远来看，智慧与理性二者本身便能创造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事物。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也是艺术与智慧的胜利。
这是雅典人的视角。那希腊其他城邦的居民又是如何看待帕台农神庙的呢？你也许会认为，帕台农名为神庙，一定是个祭祀与祈祷的所在。但事实上这里成了雅典的金库：希波战争的军费来源。后来军费变成保护费，雅典以老大自居，要求希腊的其他城邦向它缴纳费用，强迫它们成为不断壮大的雅典海上帝国的附庸。其中一大笔钱被雅典用于修建卫城。玛丽·彼尔德告诉我们，雅典以外的希腊人是这么看待帕台农的：

帕台农神庙是那种让人想往上吐口水，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踢上一脚的建筑物。如果你是雅典的附属城邦之一，它就是你屈从的标志。神庙修建时，雅典城内反对的声音很大，认为不能这样挥霍钱财。还说它把雅典城装扮得像个妓女。这样的描述今人恐怕很难理解，因为在我们眼里，帕台农雕像深具朴素之美，很难令人联想到淫邪。被我们视为古典美基准的物品，曾被人视为粗俗，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但在当时，对一些人来说的确如此。

帕台农神庙的另一个奇特之处，是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意义。继作为雅典娜处女神的神庙之后，它在好几个世纪内都是天主教圣母马利亚的教堂，其后又成为清真寺。十八世纪末，它成为土耳其治下孱弱的雅典城的一堆废墟。但在十九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希腊人赢得了独立，他们的欧洲同盟给他们安排了一位德国统治者。新国家需要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奥尔加·帕拉吉亚说道：
希腊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获得了新生。当时的国王是来自巴伐利亚的德国人。德国人决定重建伯里克利的雅典。在我看来，这一决定开启了新的希腊王国对帕台农的长久认同。我们从一八三四年开始重建帕台农，我相信这一工作永远不会结束！我们将不断恢复、重新定义作为希腊象征的帕台农。德国人在一八三四年播下了十分珍贵的种子。

这对精雕细琢的酒壶是在一九二七年被下于茨的掘地工人无意中发现的。此前在西欧从未发现过类似物品，许多考古学家都认为它们并非真正的文物，因为风格和装饰都过于奇特。但大英博物馆的馆员却认定它们并非赝品，而是代表着欧洲史上尚未被人发现的一段全新篇章，因而斥资五千英镑购买下来，在当时几乎是天价。这样的收购不啻一场豪赌，赌的是自己的文物鉴赏眼光。这一次，馆员赢了。后期的研究证实了它们的确制作于两千五百年前，正是在那一时期，希腊修建了帕台农神庙，波斯帝国达到巅峰状态，而孔子正在中国传道授业。下于茨酒壶成了目前已知的最重要也最古老的两件凯尔特文物。

当酒壶里的酒斟入酒杯，宾客很容易看出这些昂贵的物品是当地制造的。意大利人从未设计过类似物品。奢华的造型、独特的装饰组合及动物形象，无不清晰地表明它们制作于阿尔卑斯山的北部。设计师与工匠发挥出新的创造力，大胆地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元素与当地资源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它是欧洲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那么，创造出这些杰作的饮者到底是谁？由于没有书面材料，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称呼自己。唯一的称呼来自对他们充满误解的希腊人，称他们为“Keltoi”，是历史上有关凯尔特人的第一次正式记载。这也是我们将酒壶所表现出的艺术形式命名为凯尔特艺术的原因。但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制造或使用这些物品的人是否自称凯尔特人，使用的语言又是否叫凯尔特语。前牛津大学欧洲考古学教授巴里·坎利夫爵士解释道：

凯尔特艺术与我们称之为凯尔特人的族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凯尔特艺术发展与使用的绝大部分区域，人们使用凯尔特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认是凯尔特人，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民族认同强加给他们。凯尔特语也许只是方便相互交流的工具。公元五世纪，当凯尔特艺术在法国东部及德国南部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地居民可能已经使用凯尔特语很长时间了。

今天，我们称之为凯尔特的民族，居住于布列塔尼、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等离发现酒壶的莱茵河流域很远的西方。但在所有这些区域，我们都发现了与下于茨酒壶装饰相呼应的艺术传统。十九世纪后被命名为凯尔特艺术的艺术形式，将这两把华美的酒壶与一千多年后在爱尔兰及英格兰制作的凯尔特十字架、《凯尔经》和《林迪斯芳福音书》连接了起来。在金属制品与石雕作品、镶嵌画与手抄本绘画中，能清楚地看见装饰艺术的传承。中欧与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英伦三岛，都受其影响。

按欧洲的标准来看，这些中国铜钟的体型过于巨大。直到一千五百多年后的欧洲中世纪，欧洲人才制造出与其规模相当的物品。但钟在中国的作用远不只奏乐这么简单。为了校正出完美的音调，钟的形状必须标准化，因而可以用于测量标准容积。此外，制作铜钟所使用的青铜数量也是固定的，于是也可成为重量标准。古代中国的一套铜钟，演奏之余还可以充当当地政府的度量衡工具，使商业与社会和谐。
有趣的是，战争礼仪也需要铜钟。中国人认为，不奏响钟鼓便发动的攻击不是公平正义的战争，而钟鼓奏响之后便可大战一场。不过，铜钟还是更多地用于宫廷仪式与娱乐活动。在重大场合、宴会和宗教仪式上，铜钟奏响的复杂音乐标记了宫廷的生活步调。
铜钟及其古老的演奏方式也传到了中国境外。如今流传下来的最接近古代的演奏方式不在中国，而在朝鲜半岛：从十二世纪出现起便一直流传至今的朝鲜宫廷音乐。

两千多年前，欧亚大陆出现了几大帝国：西方的罗马帝国，印度的阿育王朝和中国的汉朝。直到今天，它们巨大的影响力仍未消亡。这些帝国的权力是如何构建完成并行使的呢？军事实力仅在帝国建立初期发挥作用，而武力征服通常也是最容易完成的一部分。统治者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权威烙印在臣民的头脑里？在这方面，图像往往比文字有力得多。而最有效的图像便是货币上的，这是人们时常接触但又不会太注意的东西。野心勃勃的统治者铸造了钱币，将信息记载其上，就算本人早已离开人世，钱币上的信息却能长存。本文中的这枚银币虽带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头像，却是在他去世近四十年后才由他的继任者利西马科斯下令铸造的。
银币直径约三厘米，比英国的两便士硬币略大些。上面铸有年轻男子的头像，鼻子与下巴的线条笔直，表现出古典美与力量。他凝视远方，前倾的头部流露威严，似乎要奋力向前。虽说是已故统治者的头像，想要表达的却是当下社会的权力与威严。
现代中国也有着同样的情形：红色的通用货币上印着毛主席的头像。如今，中国经济已是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他们的货币仍使用了已故革命领袖的头像，其原因显而易见。毛泽东的头像提醒着中国人民如今的执政党共产党当年的英雄壮举。他代表着中国的统一、复兴与国际声望。每一届中国政府都希望能继承他的威信。利用前人的成就及过世领导人的画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样的方式已沿用了几千年。今天毛泽东的头像发挥着与两千多年前亚历山大头像一样的作用。

石碑被带回大英博物馆后立刻进行了公开展览。全世界的学者都能参观，文字的抄本与拓本也一并公之于世。欧洲学者立即着手破译神秘的象形文字。石碑上的希腊文每个学者都能读懂，这被认为是破译的关键。但没人取得任何进展。直到一位聪颖博学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杨发现一组在石碑上反复出现的象形文字代表了一个王室姓氏的发音——托勒密。这使得研究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但他也没能成功破译所有文字。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其后发现，所有的象形文字都是既象形又表音的。这种文字也记录下了埃及语的发音。例如，在石碑上象形文字的最后一行，先有三个符号代表了“石板”（埃及文为“ahaj”）一词的发音，紧接其后的第四个符号则描画了石碑原本的样子：一块有圆顶的方形石板。音与意便以这种方式结合起来。
一八二二年，商博良完成了全部的破译工作。自此，人们便能阅读一切古埃及文物上的文字，包括雕像、纪念碑、木乃伊和莎草纸文献。

因此，探索这只两千年前的漆杯能让我们更加了解现代中国：政府管控下的私人企业、尖端科技产品的大量生产、与朝鲜的亲密关系以及外交礼品的巧妙运用。中国人仍然清楚，最珍贵的礼物是别人无法送出的礼物。在汉朝，这样的礼物是丝绸与漆器。而今天，中国在建立与别国的亲密关系时同样能送出独一无二的礼物，我们称之为熊猫外交。

斯坦利·鲍德温抽烟斗，哈罗德·威尔逊也抽烟斗：抽烟是件极平常的事。当然还有和平烟，让大家坐拢到一起的友谊烟，等等。抽烟除了给人满足感之外，还有别的意义。它可以说是种嗜好：清理烟斗，放入烟丝，轻敲一下，然后点燃，如果熄灭就再点一次。而如果在会议上有人问你问题，你可以点燃烟斗说：“这真是个好问题。”这样便有时间思考。当然，在现代会议中已经不能抽烟了。我也不建议任何人开始学抽烟。

约百年后，宫廷中的悲剧再度上演。一日，孝武帝对爱妃说：“你已三十岁了，我该去找更年轻漂亮的女子了。”皇帝只是玩笑，妃子却信以为真，当晚便杀了孝武帝，震惊宫廷。劝导妇女遵从妇德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当时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将张华的诗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诞生了绘画杰作《女史箴图》。

他们选中了一匹牡马，净身仪式后，放它出去漫游一年。一支由王子、信差及仆从组成的队伍一直尾随并观察它。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阻止它交配：牡马必须保持纯洁。在整整一年无法交配但自由自在的生活之后，牡马被抓回来，经过一系列复杂仪式后交给国王，由国王在众人面前用金刀亲手将其杀死。

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曾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被使用，因此很多人都很熟悉，但极少有人知道查拉图斯特拉究竟说过什么，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是谁。这恐怕有点让人吃惊，因为他曾创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并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琐罗亚斯特。数百年来，琐罗亚斯特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中东四大宗教，而且是其中最古老的，是第一个将教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宗教，对其余三大宗教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如今全世界仍有许多琐罗亚斯特教徒的社群，尤其是在它的发源地伊朗。事实上，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保证在国会中为犹太教徒、基督徒与琐罗亚斯特教徒保留特别席位。而在两千年前，伊朗是中东地区的强国，祆教是其国教。

我想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在走过这片地板时会意识到自己从一个世界走到了另一个世界，从熟悉的神话场景走到了现代宗教信仰。人人都能认出精力旺盛的柏勒洛丰，但未必都能认出房间另一侧的那张平静面孔是谁，因为当时应极少有人见过基督像。究竟该如何表现一位你从未亲眼见过的神灵的相貌呢？没有任何可依据的东西，比如关于基督相貌的描述或模型等。这在神学和艺术两方面都是难题，我们应给予这位面对极大挑战的多塞特艺术家深切同情。相较而言，绘制俄耳甫斯和巴克科斯的画像要容易些，俄耳甫斯聪颖、年轻、充满艺术气质，巴克科斯活力十足、性感、随时准备享乐。他们也都有标志性的物品，俄耳甫斯拿着里拉琴，巴克科斯则拿着一串葡萄或类似的东西。但在当时，基督没有任何具体的象征物。很少有人愿意看到胜利的全能的耶稣与他耻辱的受难刑具十字架放在一起。他曾告诉门徒，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但这些东西都无法用具象表现出来。他也曾宣称自己是世界之光，但马赛克图案很难表现出光芒，尤其当艺术家水平并不算太高明的时候。我们这位亨顿圣玛丽的艺术家没有使用任何象征物，而是采用了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希腊字母（Chi Rho）来表明基督的身份，并将它表现为基督身后的光环。
“Chi Rho”是公元三一二年，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转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后所采用的标志。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块地板制作于约四十年后（基督与柏勒洛丰的发型都是公元三五○年左右流行的发式，即是明证）。米尔维安大桥战役时，君士坦丁改变了对基督的态度，之后才可能有这样的地板出现。此前，没有一个别墅主人敢如此大胆地公开宣扬自己信仰基督，因为基督徒一直受到迫害。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牛津大学教授埃弗利尔·卡迈隆女爵士解释道：
据说战前，君士坦丁在天空中看到了十字架，因而改信了基督。之后他始终赋予基督徒极大的特权，彻底扭转了此前基督教不合法时的情况。他给基督教的神职人员税收优惠，介入基督徒间的争端，宣布基督教合法，拨款给基督教会，修建基督教堂。所有这些行动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的发展。

人们逐渐开始对将基督像装饰在地板上感到不安，最终罗马人也对此顾虑重重。四二七年，罗马帝王最终禁止用马赛克制作基督图像装饰地板，并下令毁掉一切业已存在于地板上的基督像。但禁令颁布时，不列颠已脱离了罗马的统治。亨顿圣玛丽的这座别墅很可能遭到废弃，因此地板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从整体而言，罗马人的撤离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文化灾难，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应感到庆幸。

约一千七百年前，世界上的宗教与神远比现在要多。当时的神多具有地域性，而非像现在一样通常为全球各地的人民信仰。例如在麦加，在人们追随穆罕默德之前，朝圣者们进神庙敬拜，每天敬奉的神像都不相同。我们这部分的最后一件文物便是献给后来被穆罕默德禁信的众多阿拉伯本土神之一的。他的全称是塔拉布·里阳，意为“里阳的神”。里阳是也门的一座山丘城镇，而塔拉布庇佑着这里的山区百姓。公元三世纪的也门是个繁华之地，它是一个国际贸易集散地，出产一些在地中海、中东和印度市场都需求极大的物品，并为整个罗马帝国提供乳香和没药。

我曾提出宗教死亡论，但也许它们会留下一些幽灵。在中东，你能看到许多古老宗教的幽灵进入了新兴宗教。例如，伊斯兰教中有一些来自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内容。《古兰经》中的有些故事看起来毫无意义，只有放到当时犹太教或基督教的背景中才能理解。在伊斯兰的建筑、制度和一些神秘仪式中都能看到别的宗教的影响。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它会继续从其他古老宗教中吸收新的模式，唤醒新的幽灵。

第二枚金币的尺寸与重量都与第一枚完全相同，也用纯金制成。它的制作时间只比上一枚晚一年，但上面镌刻的内容只剩下文字。正面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真主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托他的使者，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这段话出自《古兰经》。硬币的背面还有另一段《古兰经》文字：“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
金币上的文字引发两点有趣的思考。首先，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经文。在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任何文字，但精确抄录神的话语的需求促成了最早的阿拉伯文字——库法文诞生。这也就是这枚硬币上的文字。此外，金币也表明，这一帝国的统治力量不是君王，而是真主。此后，帝国的官方文献上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人像或写实艺术。曾流行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将帝王像置于货币上的传统始于一千年前的亚历山大时期，如今被废弃了。直到一战之前，这种只有文字的硬币形式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标准。而阿拉伯语，镌刻于货币之上的真主的语言，成为第一个伊斯兰王朝整合与生存的基本工具。
公元七○五年，阿卜杜勒·马利克，这位真主使者的继承人、安拉的代理人、第九代哈里发和信徒的领路人去世了。但在这个以信仰为基础的帝国里，由他镌刻在货币上的信息至今仍影响深远。
如今的世界上已没有哈里发了。这个头衔长期以来由土耳其的苏丹继承，一九二四年正式废止。在历史上，得到广泛承认的哈里发极少。但建立一个统一的哈里发帝国的梦想在现代的伊斯兰社会仍极有号召力。我曾询问过社会人类学家马达维·拉西德对这一点的看法：

今天的穆斯林，至少世界穆斯林社区中的某部分穆斯林，十分渴望哈里发国家的理想能实现于现实中的伊斯兰社会。这得益于网络的普及，新的通讯技术让拥有不同背景的穆斯林能与其他穆斯林取得联系，而忽略他们之间存在的文化、语言和种族差异。在英国的二代穆斯林中就有这种情形，他们已经失去了父母那一代的文化背景，而能与来自其他伊斯兰世界的年龄相仿的穆斯林建立联系。他们向往一种全球化的认同，一种基于信仰，而非种族背景甚至国籍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