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涉警方 同路同舟不同济 三十

      负责监视弗林格的黄维国也说了些情况，说他在船上管事方面的知识同样是一个外行，整天像闷葫芦似的也说不上一句话，傲气的像一个活门神，常常仰头仰脑的斜视着中国人，像是眼睛后面还藏有一只眼，而钟国强也说了一些索菲亚的情况，说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西方女警官，并要求中国海员尽可能配合她的工作，为她的工作提供一切方便。对于这大体上的情况，中国海员当然感到满意，以为警方人物来了，中国人肩上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钟国强并不乐观，对形形色色的隐患问题仍然感到郁郁寡欢，尤其对钱学军的近况感到失望，而黄维国却反对的说，我看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没必要对他的行为上纲上线，我与他谈过两次话，他挺愿意接受，与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少了，可是钟国强仍然坚持他的看法，甚至狠狠的说，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必要时采取非常手段，紧紧把他控制住，防止他继续下滑，必要的话，把送回国內，而黄维国也坚持他的说法，也不必见风就是雨，他又不是明目张胆的敌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敌人，我们不能树敌过多，把他推向对立面。显然他们这样的分歧是他们的老问题了，现在进入新航线的阶段，这种窝里斗的老问题又凸显出来，而王玉明实际上在他们之间的分歧中很难中庸之道。他在行动逻辑上敢于敢打敢拼，具备嫉恶如仇的性格，可是在对待中国人的窝里斗老问题上，他实在插不上手。以前在肖剑侠出卖钟国强的问题上，也就大家合伙揍肖剑侠一顿，而钱学军因为火灾问题，向王玉明身上泼祸水，他也容忍了。他想在外国人面前，中国海员的问题还是内部解决好，哪怕退让一些，也比争个鱼死网破好，因此，他间接支持了黄维国，可是他又不想让钟国强显得孤立，所以他说来说去还是选择了中庸之道，要是让我说呀，钱学军的问题严重是严重，可是我们不是警察，也不能抓他归案，把他关起来。我看还是耐心等待，中国海员出来混事不容易，大家到了开辟新航线份上，就让我们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中国人的血脉，我想他的问题到了火候，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错，中国海员关起门来研究钱学军的问题固然重要，可是一次又一次把钱学军排除异己，也让他的内心受到挫折。实际上长期以来，他已感到他处在四面楚歌的孤立状态，感到他的被孤立状态受到中国海员人为的控制，而且这种人为的控制更让他感到痛苦不堪，甚至让他失去作为中国人存在的归属感，反而助长了他的逆反心里，他尤其觉得中国人的什么活动都有意背着他，躲着他，而这样的被控制环境也促使他更不合群，而且他参加了那场席卷欧洲的罢工，别人都长了工资，他的工资却被钟国强扣下来了，他能不生闷气吗？自然让他暗暗与钟国强较劲。而且要不是那场火灾，他说不定也会拉帮结派，与钟国强对着干。当然他对王玉明设身处地为朋友担风险也佩服的五体投地，可是他又没有勇气说出真相，而且钟国强青红皂白揍了他以后，他就更破罐破摔了，当然他这样的破罐破摔不等于不报答王玉明，准备回国时为王玉明置一份厚礼，以至于黄维国与他谈了几次话，也算让他初步认识了他的过错，可是正当他痛改前非的人生之路时，他的人生之途又祸起萧墙，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倒让考兰克的战略阴谋插了进来，让这个考兰克家伙神出鬼没钻进了钱学军的房间。要说，他们以前也没有什么交往，钱学军根本不清楚他的背景，因此他显得受宠若惊的手忙脚乱的站起来，又是倒水又是敬烟，忙的不亦乐乎，自然也紧张的出一身汗，可是考兰克却对钱学军的情况知根知底，了如指掌，而且他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人，他一进来就没头没脑的吹捧钱学军一番，说他参加海员罢工，是中国海员的英雄，接着又天花乱坠的介绍了欧洲工人阶级组织的情况，鼓励钱学军继续努力，做与时俱进的促进派。显然钱学军哪里经过考兰克这种天花乱坠的美言，让他的内心美滋滋的虚飘起来，让他的逆反心理如饥似渴而又迫不及待，那种情绪就如同让他的久而久之的思想干汗与枯竭的思想之树，成了吸足了水份的海蜇显得沉甸甸的，让他的干枯的思想之树枯木逢春的拱出了嫩芽，实在让他的人生枯木逢春而又芝麻开花节节高，他能不对考兰克的吹捧言听计从吗？应当说，考兰克的思想工作兵不血刃的做到点子上，而且真的出乎考兰克之料，让钱学军蓄势待发而又雄心勃勃。因此考兰克决定亮出他的底牌，进一步控制钱学军，他掏出一张出售录像带的委托书说，这是原来的水手长交给我的，这是一笔大买卖，你出得起价格吗？这在你们中国是抢手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