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两次兴衰

小炒注：一个政权的稳固，必须要有民众的自愿服从，有民众认同的共同价值。

在所有的哲学（宗教）体系中，都回答三个核心问题：1、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2、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如何？3、人怎样做才能与这个世界合拍？

原始儒学很好地解决了第三个问题（诸子百家，儒家凭什么屹立两千年？），但对前两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而这正是统治者将儒学宗教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儒教体系的用弃下，儒家也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社会需要。

1、宇宙论儒学

经过削藩和财政集权（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二）——秦汉），西汉的大一统得到稳固，独缺思想武器。汉武帝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引入儒家五经，杂糅阴阳、五行等研究成果，创立“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儒学：有个主宰一切的大神，叫“天”，地上由谁当皇帝，由天说了算，不能随便推翻，当皇帝统治失德时，天会彰显各种异象来警告皇帝，天还可以换掉不称职的皇帝。天掌管一切，通过阴阳变化和五行转换生成了世间一切，天与人、社会是相通的，是互相感应的。

如何让天满意呢？那就是按照儒家伦理行事。

孔子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家以父权为核心，国以皇权为核心；家庭的家法和国家的王法都遵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家法由家长执行，王法由官吏执行，选择自觉遵守儒家理念的道德精英出任官吏。

国是家的同构放大，都以儒家伦理为正当性依据，所以称“国家”。

儒教正式诞生：1、世界是天创造的；2、人与世界存在天人感应，天派遣皇帝来统治人类。3、人要听从天的指示，服从皇帝这个代理人，遵循儒家礼法。

在道德层面，把宇宙规律与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道德来源于天和宇宙秩序。这是宇宙论儒学区别于原始儒学的关键所在。

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宇宙秩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道德是一种主观的抽象概念，把两者生搬硬套扯在一起，将个体自觉行为转化为依赖于自然力量，善（道德）的价值判断就有问题，这就会对道德的可欲性造成破坏。这就是宇宙论儒学的最大漏洞。

2、宇宙论儒学的质疑

只要社会运转良好，再荒诞的学说也能站稳脚跟，只要大部分人相信即可。但到了西汉末年，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大地主力量不断增长，导致出现了两种社会秩序：自耕农与皇帝的家国同构、佃农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当后者越来越普遍时，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瘫痪，很多人就会对官方思想产生质疑。

在此背景下，两汉之交的杨雄、王充，以谶纬之术导致的迷信乱象为突破口，写《太玄》、《论衡》等书来反对天人合一学说。

扬雄模仿《易经》写《太玄》，但并不彻底。

王充走得更远，他的核心观点是：我只相信我看到的，其他一切都是虚的。作为机械的经验论，王充的《论衡》基本粉碎了谶纬，天人合一体系进入垮台的节奏，但还缺乏另一种理论来取代它。就好比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已经没人相信共产主义，但又没有新的理论代替它，所有人思维还是共产主义的，这样的社会不可能不出问题。

3、魏晋玄学，儒家为体，道家为用

到了东汉后期，世族兴起，皇帝成为摆设，社会大动乱，儒生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二）——乱世》）。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崩溃，儒生无力改变，远离政权，过上闲云野鹤的悠闲生活。

刚好东汉末年，灾异频发，儒生借此开始抨击宇宙论哲学，认为无论人们怎么做，天都用灾异告诫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这就说明曾坚守的道德理想是无法到达的，那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呢？中国第一次遭遇到信仰危机，第二次是清末。

这时就产生了道德价值逆反，儒生很自然地想到了儒家的反面—道家。为匹配自己的放浪生活，儒生将道德改为无为与自然。表现在生活上，就是放诞不羁，惊世骇俗，随性而为，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薄周孔而非汤武”。这就是玄学。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玄学并没有否定儒家，只是否定宇宙论儒学的道德价值判断，把道家的无为与自然转化为儒家向善的意志，为悠然甚至放浪的生活寻找价值正当性。在家庭层间依然是儒家的家庭伦理核心价值。这就是“玄礼双修”。

那么，玄学还是就需要解决开始的两个问题：1、用道家思想来解释世界，为什么无为与自然就是道德的；2、消除道家思想与儒家伦理有为的矛盾，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了两派：

先是何宴和王弼的“贵无论”，将老子的“无”提升到最高存在，无生道，道生万物和道德，推出“无为”是最高道德价值。“无为”是形而上，儒家伦理是现实实践，分属两个不相关的层面，消除了二者的矛盾。后来，贵无论的“无”接引了佛家的“空”，把“空”当成“无”来追求（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导致印度大乘佛学的流行。贵无论的这种两层论述逻辑，也是后来北宋建构理学的方法。

然后是向秀和郭象的“贵有论”，将庄子的“自然”当成终极合理性。形而上层面，“玄冥境界”代表顺应于自然的宇宙秩序的至理，万物都符合这个至理。现实层面，“无”无法生出“有”，万物都是自生的，不依赖于其他条件而自然存在，不需要追究其生成原因，这就是常识理性。落实到人身上，儒家的道德规范也是自然，人可以在现实中追求荣华富贵，也可以保持如在山林中的超脱心态，只要你能保持“无心而顺物”的超脱心态，就能达到圣人之境，这就是“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常识理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质。苹果掉下来是一个常识，是一种自然，不需要追究落下来的原因。人的情感流露也是一个常识。以常识为根据，去推导自然和社会现象，形成了中国区别于古希腊公理逻辑推理的思维模式，也避免了中国出世的倾向，与佛教、基督教划出界限。

4、佛教兴起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诞生于印度，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到了东汉末年，战乱不断，人们生活困苦，佛教提供了心灵的慰藉。

佛教是这样回答三个问题的：1、世界是“空”，没有真实的存在，万物生灭无常，终归幻灭；2、人的自我也不是真实的，人世一切都是生灭无常的幻象，不值得留恋；3、人要按照佛法修炼，脱离无常的痛苦，达到解脱的寂静状态。

佛教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思想体系，思辨性很强，玄学在它面前相形见绌。佛教俘获了很多人的心，不少玄学人士都转向了佛教，玄学逐渐退出思想舞台。

人们还用常识理性将佛教中国化，主张人人都有佛性，由出世变为入世，死亡是个常识，不必追究死亡以后怎么样，只需追求此世的精神解脱。佛教中国化的成熟状态就是禅宗，在隋唐得到大发展。

禅宗的精神在于：悟道在于你的内心，心静与不静，对佛法的体悟，跟你出不出家、读不读经没有关系，即“即心是佛，见性成佛”。

禅宗与孟子的心性论很相似，只要把道德追求的善换成解脱，就是禅宗。

5、唐代的佛道儒三足鼎立

唐代统治者有鲜卑血统，为增强政权合法性，向老子认亲，大力扶持道教。佛教因为其强大的思辨性，成为人们的修身之学。儒学可以维持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依然被封为官学。

但此时儒学的地位实际上边缘化了。科举制度对儒家经典的要求放得很低，通过诗词歌赋和策论一样可以做官，后来还把道家经典也加进去了。这其实很像现在的制度安排，马列主义仍然是招牌，但在人们生活中，那些无意义的句子早已让位给了丰富的学问，人们不再理睬旧东西了。

唐代三教并存，人们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思想自由，造就了绚烂的大唐盛世。如果没有后面的儒学复兴和宋明理学，中国沿着思想自由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二、第二次兴衰：宋清

1、古文运动的儒学复兴

唐代奉行小政府，由于财政结构的原因，爆发了安史之乱。从此藩镇割据，叛乱不断，皇权软弱（《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三）——隋唐》）。这给上层人士带来极大的心理震动，他们认为必须恢复儒家的中心地位，强化皇权权威。此时，就面临两个问题：1、重建天人合一的儒学理论，支撑皇权；2、提升儒学的思辨性，抗衡佛教，成为士人修身之学。

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反对浮躁的骈文，倡导汉代的文字，希望回到汉代的儒家中心。当人们慢慢接受古文运动，也就逐渐接受了回归儒家的理念，社会风气由开放变得封闭。

韩愈等人以孟子的“性本善”心性论对抗佛学的人人都有佛性，但无法提供心性论形而上的理论基础。直到程朱理学，儒学才真正融合了佛学。

2、程朱理学，完整的儒学体系

北宋的范仲淹改革和王安石改革失败（《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三）——两宋》），社会风气越来越保守，总想回到古代的道德统治和礼法制度。

宋儒的主要内容是：与汉儒的理想一样，建立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解决唐儒的两个问题。汉儒将体系核心放在“天人感应”上，宋儒为对抗佛学，将之定在了“天理”上，整个世界都在“天理”的规矩中运行。

在宇宙论上，朱熹继承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理论，认为万事万物蕴含着一个总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世界的本质，即所谓“天理”。“气”是打通天理与万物的连接点，世界万物都是“气”运动的结果。天理好比是模具，气填入模具，就会铸造出特定的物件来。并以常识理性为根据，认为万物根据各自的理而自然生成，每一物之理体现着万物的普遍之理，即“理皆出同一源”、“理一分殊”。回到人类社会，“性即理”，理就是具有道德感的人性（人心），天理规定的人性是相同的。

理学是这样回答三个问题的：1、世界由“天理”这个宇宙真理创造；2、人类也是“天理”创造，儒家伦理也来自天理；3、人首先放弃私欲，去理解“天理”，再用“天理”指导行动。

朱熹的理气二元结构，在修身上也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排除私欲，去冥想气未动时的纯粹天理世界，即“存天理，灭人欲”；第二部分是格物致知，读书博学，穷尽万物之理，从而获得唯一的天理，再用天理实现儒家理想。朱熹曾言“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就是指修身两部分。

与汉儒一样，朱熹将理学体系放入儒家经典著作中，并逐字逐句将新的理论与儒家经典对应起来，形成了四书五经，并以四书统帅五经。

朱熹一生著书209卷，编篡书籍210卷，注释38卷，校勘72卷  

程朱理学建立后，家国同构体系得到强化，皇权得到加强。在《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四）——明清》中我提到：为什么明朝会突然逆潮流选择了封闭？除了财政原因，还有程朱理学这个思想武器。经过南宋后期和元朝的独尊，程朱理学逐渐深入人心，其倡导的政治结构正是家国同构体，配套的经济体制就是小农经济。

在个体道德方面，对天理的重视使得人们重视气节品德，但由于谁也说不清天理是什么，人们陷入空谈和空想，带来了人性的束缚，这或许是中国人最大的不幸。

3、陆王心学，理学的内部争论

程朱理学成为元明清的官学，到了明朝中后期，明朝初露资本主义萌芽，家国同构之外出现了大量雇佣关系这样的市井阶层，他们不认同程朱理学，追求思想解放。

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天理在心中，而不在外部。

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人只要依良知而行（知行合一），就是在追求天理。“吾心之所谓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就是根据内心区分善恶，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找到良知后回到现实改造社会。

阳明之后，由于良知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其弟子把个人当下感受、求利动机和自然情感看作良知，推出多元道德标准，迎来思想大解放，异端之说无奇不有。

王门左派将致良知推至极端（“狂禅”），“饥来吃饭饱来眠”都可以看做致良知。推出修身不需要道德精英，“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带来“满街都是圣人”。这就是毛泽东“六亿神州尽尧舜”的先声。

左派极端者何心隐，在江西永丰自创小社群，自己当族长，吃大锅饭，互通有无。这就有了人民公社的影子。

李贽更有名，以童心为道德，反对僵化，称“理杀人”，特立独行，言行大胆，还以著书讲学宣传个人言行。

对于当时统治者而言，阳明心学是一种“邪说”，人人都依据个人内心而动，就会危及家国同构的政治体系，连皇权都会受到质疑。

随着叛逆者的死去，心学如同当年的玄学一样，缩回到内心与现实脱节，走向庸俗主义。

4、清初的批判

满族入关，对中国士人的思想冲击是史无前例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将明朝僵化的矛头指向了接引佛学而来的天理层面，让儒学回归本来的社会实践性。

黄宗羲从人情合理出发，“血缘同气”，肯定父子关系否定君臣关系，仁义礼智都是虚的，斩断儒家的家国同构理论基础。又从理气角度界定公私，否定君权，提出了限制君权的制度设计。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进步，被称为中国的卢梭。

顾炎武痛斥空谈误国和四处讲学，认为只有通过实地调查，才能了解“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他二马二骡，马当坐骑，骡来驼书，走遍全国，实地调研二十年。顾炎武放弃宏大叙事，从细微处做起，沉下心来作具体研究，将诸多学科单独剥离出来，是扭转清朝学术方向的关键人物。

王夫之对理学的理气观来了个彻底颠倒，气在理先，“气者，理之据也”。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颠倒。物质性的气是第一性的，理只是物质的性质而已，离开了物质，就谈不上理。气在运动和变化中，理也一定会变。落实到人身上，就直接否定了“存天理，灭人欲”，有人欲，人们才回去观察世界，改造世界，才能发现更多的规律性。这实际上就是进步的唯物主义。

乾隆时期的戴震强调分理，否定普遍之理。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事物，一以概之的普遍之理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三纲五常、尊老爱幼等儒家伦理是概括出来的抽象名称，不能用抽象名称去套用具体事例，应该在具体情境中判断对错，没有固定不变的伦理规则。戴震的这种常识具体主义思想，是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原型。

在明末三大家的开拓下，到了戴震，儒家出现符合世界潮流的新思想。但满清实行独裁统治，强化程朱理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大修文字狱，这些新思想直到太平天国时期才成为显学。

鸦片战争后，中西思想碰撞，再次出现了道德价值逆反，去寻找新的道德。

中国人的思想不可能摆脱儒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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