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盖的经济学真相 听书笔记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被掩盖的经济真相》，副标题是“辨识最平常经济现象的真实与谬误”。这本书的正文大约16万字，我会用大约25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建立在谬误之上的经济政策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如果能够看清隐藏在众多社会话题背后的经济谬误，明白被掩盖的诸多经济真相，将会为成千上万的人打开幸福生活的希望之窗。
在生活中，你一定听到或者看到过很多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争论，各种理论、数据乱飞，比如，通常女性的平均收入要比男性低。为此，大家给出了各种解释，有人从习俗和文化上寻找答案，认为是因为家长们重男轻女，导致了女性在职场上的竞争力相对比较弱；还有从两性生理差异上寻找答案的，认为是女性和男性的体能和特长不一样，导致了职业选择的不同和收入的不同；此外，女性受到了歧视也是个非常流行的说法，明显的表现就是同工不同酬。你到底应该相信谁呢？或者，你觉得哪个因素更重要一些呢？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被掩盖的经济真相》就是针对这样的争议话题进行讨论的，作者通过对多个领域现象的深入探讨，比如两性收入的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大学的管理制度是否真的有效等问题，指出应该如何去研究这些问题，以及出现争议的原因，作者认为争议的背后隐藏着不同的经济谬误，在干扰我们的思考。书中给出的调研和数据主要是针对美国人的，最终的结论也不一定直接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但作者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以及辨识出的、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经济谬误，对我们今后的思考和观察都有帮助。
本书的作者是托马斯·索维尔，他曾在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学校讲授经济学课程，他写的《基础经济学》被译成了六种语言。另外，他还广泛著书立说讨论其他社会问题。
介绍完作者，我就来给你讲讲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作者在书中指出了几种最基本也最常见的经济谬误，然后通过六个比较热门的社会话题，为你揭示隐藏在这些话题背后的经济真相和谬误。
我选择其中的三个给你详细说说，它们分别是：零和型经济谬误、合成变化型经济谬误和下棋型经济谬误。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聊聊零和型经济谬误，“零和”这个词你肯定不陌生，看到零和型谬误这个词，你可能已经觉的老土了，不就是零和博弈吗，交易双方，一方得到的就是另一方失去的。其实，在市场经济如此普及的今天，认为交易不创造价值，只是一个零和游戏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今天说的这个零和型经济谬误，可以看成是零和式思维的进阶版，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交易双方都认可交易能够创造价值的前提下，还会有零和博弈的问题吗？答案是有的。
比如，你每天早上都会在楼下的早点摊儿上买一个煎饼，5块钱，有一天你又过去买，老板说今天天气不好，煎饼涨到8块钱了，你想了一下，还是买了，不过心里很不舒服，觉得自己被坑了，觉的老板占了你的便宜，应该有个类似物价局的机构来管管。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零和型经济谬误，这个时候零和的目标已经不是交易本身了，而指向了交易创造的价值。解释一下，这种谬误本质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的，这个假设就是认为每个交易创造的价值是固定的，交易双方来分这个价值，既然这个价值是固定的，那你分的多了，我自然就分的少了，所以不公平。
因此，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就是，要在交易双方之外，引入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公平地分配这个交易创造的价值。可事实上，这个价值根本就不是在交易之前确定的，而是在交易之后才出现的，交易没有完成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交易的价值应该是多少。如果连这个价值都是不确定的，那你分的多了，我就分的就少了这个命题本身就不成立，也就是说，零和型谬误的基础就不成立。这样的话，那个公正的第三方又怎么能公平地分配这个交易创造的价值呢？
比如，在大多数社会、大多数时间内，都可以观察到，女性的平均收入要比男性低这个事实。很多人觉得主要是因为女性受到了雇主的歧视，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男女同工不同酬。于是就不断有人呼吁，要通过建立反歧视的法律和针对女性的特殊政策来消除这种不平等。如果把女性就业看成是女性向雇主出售劳动力的交易的话，只要这里面不存在暴力胁迫，反歧视的法律和针对女性的特殊政策能够合理的分配这个交易创造的价值吗？从零和型经济谬误的角度看，恐怕不能。但要说服人们放弃这种想法，恐怕还要更进一步，看看到底有没有男女同工不同酬这回事儿。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要认清这个经济真相，关键是统计数据要具有可比性，你不能笼统地把男性和女性的收入进行对比，哪怕是限定在单身男性和女性之间也不行。那么有什么影响因素呢？作者认为，对今天的性别收入差异影响最大的，就是生育这个根本的生理差别。
生育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女性的收入。第一个影响体现在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上，不同的教育经历，一定会反映在收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批军人返乡，从1946年开始，美国迎来了所谓的“婴儿潮”，直到1964年，18年间，共有7590万婴儿出生，约占美国目前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这段时间，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女性比例出现突然下降，直到1956年，女性开始推迟结婚，而且越来越晚，婴儿出生率也开始下降。随后，整个20世纪后半期，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比例就一直在快速上升，其间婴儿的生育率则迅速下降。由此可见，女性的生育情况与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比例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相关性，而不同的教育背景，最终会在女性的经济收入上有所反映。
第二个影响体现在女性的工作连续性上，生育不可避免地导致女性会中断工作一段时间，而有些工作，特别是比较高端，收入也比较高的职位，通常需要长期的积累和不间断的努力，需要始终跑在竞争对手前面，至少是不落后。生育会削弱女性在这些职位上的竞争力，甚至会对未结婚、生育的女性也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是造成男性、女性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另外，生育对工作连续性的影响还会体现在女性的职业选择上，某些行业的知识更新非常快，比如IT行业，一段时间的间断很可能是致命的，而像英语专业或教育学，影响就相对小很多了。而通常知识更新快的行业的收入都比较高，这同样造成了男性和女性收入的不同。
第三个影响体现在婚姻策略中，进而影响到女性的职业选择和收入上。实践中，家庭责任并不是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平均分配的，通常是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这导致了女性在选择职业时，会倾向于工作时间较短而且规律，还有工作强度不太大的职业，比如同样在律师事务所，女性通常喜欢选择上班时间规律的文职律师，而不是那些每周工作六七十个小时，还要随时待命，没准儿飞到哪儿的一线律师。女性的这种牺牲，比如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包括负责抚养孩子、购物、做饭、洗衣、亲戚朋友间的交往等，可以看成是一种投资，也就是妻子牺牲了自己的职业成长，用于支持丈夫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看到同年龄段的未婚女子的平均收入高于已婚女子，没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平均工资高于有孩子的女性就不必过于惊讶了。而且婚姻这种对男性的正面影响和对女性的负面影响会一直发挥作用，即使已经离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离婚时女性通常会得到特别的保护。
剔除掉这些影响后，我们再来比较男性和女性的收入情况。美国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1-35岁，没有孩子的女性，不管是兼职还是全职，与同样情况的男性相比，收入差距均小于5%，而独身女性和男性之间甚至没有工资差别。另外，前面提到过仅仅比较单身的女性和男性是不合适的，就是因为没有剔除离婚的样本，如果比较已经超过生育期并且从未结婚的全职女性和男性的数据，会发现女性的收入非但不比男性低，有时还会稍高一点儿。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的，女性的平均报酬低于男性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同工不同酬，而是因为她们往往没有达到职业层级的高端，或者因为她们选择了一些低薪的职业。
我们来回顾一下零和型经济谬误，这种谬误认为交易创造的价值是固定的，你得到的多了，我得到的就少了，于是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公平的分配。实际上，没有人在交易完成前就知道一个交易应该创造多少价值，所以不存在你分的多了，我就分的少了这个问题，第三方的介入很可能增加交易达成的难度。
第二部分
说完了零和型经济谬误，再来说说合成变化型经济谬误。这种谬误的表现是，参与比较的是统计类别，而非具体的个体，人们错误地用类别之间的变化代替了具体个体的实际变化。比如统计显示，最富裕的和最贫穷的20个国家，人均收入从1960年的23:1上升到了2000年的36:1，因此认为，国际贸易的增加扩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可实际上，1960年最富裕的和最贫穷的20个国家，和2000年最富裕的和最贫穷的20个国家，根本就不是同一批国家。如果仅考察1960年最富裕的和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话，这两类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其实已经减小到了10:1，也就是说，结论正好和之前相反，国际贸易是有助于减少国家间不平等的。可见，如果重要的政策建立在谬误形成的结论之上，情况只会更糟。
其实，人们在讨论贫富差距时最容易陷入合成变化型谬误。还是拿美国的情况来举例。作者认为，美国人的贫富差距就是因为合成变化型谬误被人为地夸大了，有人利用一些统计数据的花招儿，给读者造成了穷人越来越穷的感觉。比如，有报道说，统计数据显示，1969年到1996年，剔除了通货膨胀以后，美国住户的平均实际收入仅增长了6%。近30年时间，才增长了6%，这个增长幅度确实很难令人满意，甚至华盛顿智囊团的一位负责人表示，经济虽然在增长，但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其实，问题就出在这个住户平均收入上。
真实情况是，这几十年里，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51%，注意，是人均。正是由于美国人均实际收入的大幅增长，人们越来越有能力自己负担生活开支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不再和家人、朋友住在一起了。结果就是这几十年里，美国住户的数目显著增长，而同时，住户内的平均人数却一直在下降，双管齐下，6%的增幅也就不奇怪了。
还有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也是建立在住户收入的统计数据上的，据说前20%的高收入住户和最后20%的低收入住户之间，存在惊人的不平等，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真实情况是什么呢？为了容易理解，我们把前20％的高收入住户和后20％的低收入住户想象成这两个大小一样的箱子，箱子里放的铁球代表住户里面的人，而铁球的重量表示这些人的收入，那这两个箱子的重量差别巨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第一，两个箱子里装的铁球的数目相差很大，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前20％住户里的人数是后20％住户的1.6倍，两者相差了2500万，差不多是美国人口的1/10。第二，两个箱子里面的铁球的成色相差也很大，如果把工作的人口看成是实心铁球的话，前20%住户内的实心铁球数目差不多是后20%住户的4倍，如果考虑的是拥有全职工作的人口的话，这个差距会增大到5倍。
也就是说，一个箱子里放的铁球不但数目比另外一个多得多，而且还净是实心的，那这两个箱子的重量差别巨大还不正常吗？所以，真相是，前20%的住户内住着更多的人，而且其中还有更大比例的工作人口，因此，在工作报酬上涨的时候，所谓的收入不平等愈演愈烈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在有关贫富差距的讨论中，不当地使用统计数据还是相对容易甄别的。因为使用了含义模糊的词，而不自觉陷入合成变化型谬误的情况才难以察觉。比如穷人和富人这两个词。我们忽略了穷人不是某个人，富人也不是某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把全社会的人按照收入进行划分，分为5档，每档20%的人口，我们可以说最前20%的人是富人，最后20%的人是穷人。但你要知道，真实的人，是在这五个区间里流动的，就算哪怕最后20%的人的收入一直没有增长，也不意味着原来位于这个区间的张三和李四就一直拿着一样的收入，就像你所在的公司的新员工工资1000块每个月，但不意味着你一直拿1000块每个月，经过几年，你可能每个月已经拿到10000块了。
书中也举了一个密歇根大学花费数十年、跟踪调查了上万个样本的例子，发现在1975年收入排在全国最后20%的人当中，16年后，还留在这个阶层的只有5%，其中甚至有29%的人流动到了最前面的阶层。也就是说，收入排在最后的大多数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从一个收入阶层移动到另一个收入阶层，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办法鉴定他到底是一个穷人还是一个富人。所以说，穷人和富人仅仅是两个统计类别，我们下意识里用它们指代具体的人的时候，就会出现混乱。
合成变化性谬误，指的是错误地把某个统计类别的变化当成了具体的人的变化。比如，我们在讨论贫富差距问题时，着眼点应该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某个统计类别，否则很容易被误导，实践中要排除合成变化型谬误的干扰，以免我们的精力被吸引到无效，甚至是有碍低收入人群向上流动的方向上去。
第三部分
最后我们来聊聊第三种谬误，下棋型经济谬误，顾名思义，下棋型谬误就是指想像操纵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操作人，以实现棋手预想的目标，但结果常常事与愿违。这是因为棋手没有考虑到，人的行为方式是会随着环境和激励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你不能机械地按照现在的情况去推测条件变化后的结果。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担心一旦价格放开，穷人恐怕就吃不上饭了，这种担心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当时物质生产能力的推测。可实际上，一旦价格放开，相当于整个社会的激励条件发生了变化，整个生产方式也跟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了今天，大家担心的是体重会不会继续增加，而不会是吃不饱了怎么办的问题。
教员治校和终身教职制度是被美国大学广泛采用的两项制度，被人们津津乐道，认为是美国大学成功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作者认为，这两项制度造成的结果正在偏离人们的预期，属于典型的下棋型经济谬误，我们来仔细看看。
先解释一下这两项制度的含义。所谓教员治校，指的是美国大学的教员，同时是员工和管理者，他们决定着大学的课程、招聘政策和校园规则的制定。这是因为，对于类似化学系应该开设哪些课程，或者物理系应该开拓哪个方面的研究，或者经济系应该招什么人进来加强宏观经济的研究能力这样的问题，在这些专业的领域，教员是最知道需要什么的。而终身教职的设立是为了给大学教员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保证他们拥有足够的学术自由，没有后顾之忧。
作者认为教员治校和终身教职这两项美国大学的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针对大学和大学教员的激励方式，正是这种特殊的激励方式，改变了大学和大学教员的行为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设计者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我们通常认为教员应该从最有利于教学的角度为学生选择教材，可事实上，很多教员公开承认他们选择教材的标准，是看哪家出版商给的回扣多。
另外，教员们因特殊的保护政策而放纵，也体现在上课时间的安排上，从有效地利用学校教室资源的角度考虑，课程应该被均匀地安排在各个时段，类似我们高中时候的课程表。可事实上，教员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安排课程，比如都愿意避开早晚高峰期，导致课程集中在几个时间段，其他时间段没有课。这会增加学校在硬件上的投入，比如要盖更多的教学楼，以至于财力雄厚的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都要抱怨教室资源的浪费。另外，学生在选课的时候，几门课程在时间上很容易发生冲突，使得原本可以四年修完的学分，不得不延长到5年，或者更多，这无疑会加重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浪费了学生的时间。
还有，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教员们也会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教育的需求。比如为了减轻自己备课的负担，你会在一些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表里，看到有关动画史或酿酒史的课程，而找不到有关罗马帝国史或欧洲中世纪史的课程，因为动画史或酿酒史可能恰好就是教员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比较擅长，而有关罗马帝国史或欧洲中世纪史的课程，虽然对学生深入理解西方文明的形成非常有帮助，但因为这两个领域已经有了太多的研究，教员们很难再研究出新的成果，如果开设相关课程的话，就需要做大量的功课。最终，学生们获得的很可能只是一些孤立的知识残片。以至于一位哈佛大学的前院长指出，传统的自由教育理想只能说说，没法落到实处。
我们再来看看终身教职制度。大学主要的成本之一，就是支付拥有终身教职教员的费用，即使这位教员已经跟不上学术的前沿，或者教学上缺乏效率，也不会被解聘。因此，当有教员退休或去世时，学校更愿意雇佣没有终身教职，而且也不期望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员，比如1975年，大学教员里，37%拥有终身教职，20%的教员在排队等终身教职，两者合计接近60%；但到了2003年，约有三分之二的教员与终身教职没有关系，除非是在一些类似斯坦福的顶级名校。
但是，这里其实有一个含糊的地方，就是人们在面对大学的时候，下意识地把有名气和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直接画了等号。事实上，拥有终身教职的教员主要负责科研工作，为大学争取经费和名声，同时大学也优先考虑教员的研究需要。而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并不能直接受益于这些教员的高水平。这体现在本科生继续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最高的四所大学，都是些规模不足2000人的小型院校，而非那些著名的研究型大学。
另外，美国有所谓“不升即离”的体制，就是大学教员受雇一定时间后，要么被提升为终身教职，要么离职走人。这给大学教员造成很大的压力，前面提到的设置课程内容时，不考虑教学的需要，而只想着自己备课轻松的情况，也与此有关，因为年轻教员没有精力去完成高质量的教学任务，甚至很多大学里流行一种说法，年度最佳教师的美誉，恰恰是这位教员晋升之路的死亡之吻。
分数失真，也是一种有利于大学教员而不利于学生的现象。所谓分数失真，是指有大学教员故意判分很松，即使是一些不刻苦学习的学生也能得到比较高的分数的现象。大学教员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在课程结束时获得一个消极的评价，同时也不需要去面对分数比较低，甚至不及格的学生的抱怨和纠缠。但有研究发现，那些因为分数失真现象而在初等课程中获得高分的学生，在高等课程中就很难取得同样的成绩了。
设立教员治校和终身教职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充分调动教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保证学术自由，最终实现知识传承和创新效率的提高。但实践的结果是，大学出现了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它们既不追求学生的最大利益，也不追求大学本身的最大利益，比如斥巨资修建更多的教室，以便于同时开设更多的课程，哪怕这些教室在其他时段都是闲置的。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就属于下棋型谬误。
下棋型经济谬误，用我们熟悉的表述方式，就是忘记了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会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就像教员治校和终身教职制度的实施改变了大学教员的激励方式，进一步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模式，随后，他们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无私地为知识的传承和创新付出，而是通过影响大学的各项制度，优先保证自身的利益。
总结
这本书的内容到这里就讲得差不多了，最后再来回顾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首先，一个交易，在它达成之前，没有人知道它应该创造多少价值，因此交易一方分的多了，另一方就分的少了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那么以这个前提作为基础的零和型经济谬误也是不成立的。
其次，讨论问题时，虽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最终应落足于具体的人，而不是只盯着统计类别的变化情况，否则就容易陷入合成变化型经济谬误。
最后，避免下棋型经济谬误，就要时刻记住人的行为模式会随着激励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就像，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你不能指望保险、安全气囊一应俱全的司机还会像从前那样小心翼翼地开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