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影响度2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影响度2

王弼易学一反传统，独标新帜，在他生活的时代固未必尽合所有人之意，但毕竟受到学术界多数人的赞赏（如以何晏等人为代表的“玄学”派），甚至魏晋期间一些不甚倾向“玄学”的学者，读其《易注》，也或多或少改变了思想观念。

《三国志·魏书》注引何劭《王弼传》载：

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著《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尝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

连平夙好批评《老》、《庄》的王济，一旦研读王弼的《易注》，便浑然改易旧说，以为“所悟者多”，足见王弼易学的学术影响力之强。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影响度2

自晋以后，王弼《易注》日益盛行，对之崇拜信服的学者愈来愈多，逐渐取代了诸家之说，最后形成了“王注”独冠于世的学术局面。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指出：

永嘉之乱，诸家之《易》亡，“惟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今以王为主。”

又说：“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

《隋书·经籍志》也叙述说：

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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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

文中历述了东汉以来传西汉费氏（直）易学的发展过程，凡经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王肃诸家，最后落实到王弼；而西汉有影响的各派如梁丘氏（贺）、施氏（雠）、高氏（相）、孟氏（喜）、京氏（房）等学说，则相继衰亡无传；直至隋代，连费氏易中颇具实力的郑玄之学也“浸微”，唯独王弼之学盛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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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评述，横跨了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的易学发展历程，以极为扼要的语言综括了诸家学说的盛衰兴废之梗概，显示出王弼易学为魏晋以后各代学者所普遍接受的情实。仅就这一现象看，我们即可感受到王弼新兴的易学思想从一诞生开始，便显示出至为强烈的影响度。

到了唐代，随着中国学术全面振兴的大潮，王弼易学又展现出更为显著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唐初贞观年间，唐太宗十分重视经学，颁敕修撰《五经正义》，孔颖达等人主持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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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周易正义》一书，由孔颖达亲自作疏，经文注本即从众多的旧注中选定王弼之注（王弼所注《易》包括六十四卦经文及《十翼》中的《彖传》、《象传》、《文言传》，而《系辞》以下诸传未注，其所未注者则采用晋韩康伯之注，韩注的宗旨实承王弼思想，故孔颖达取之以补王注之所未及）。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影响度2

为何非取王弼注本不可？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作了深刻论述：

若夫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九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珠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今既奉敕删定，考案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治众，变而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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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论说，先明《周易》创作之端始，再叙秦汉以来易学发展的趋势，然后总归其旨，认为历来治《易》之家，唯魏代王弼之学“独冠古今”，故称“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遂决定采用王弼《易注》作为《周易正义》的底本。可见，王弼易学的势力，全面取代了两汉以来的诸家易学，以其富有创造精神的“阐理”之说独树一帜，笼罩于魏晋南北朝之间，虽郑玄之注也不能与之抗行。至孔颖达奉敕撰《周易正义》定用王弼注本，一切旧说并废，乃使王弼《易注》在唐代几乎定于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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