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鲁迅

今天谈谈鲁迅先生的公务员生涯。

鲁迅190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曾在杭州、绍兴等地教书，在杭州时闹了个“木瓜之役”而离职，在绍兴则是薪水低微，总之都是不甚得意。后逢辛亥革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初设，鲁迅的好友许寿棠（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就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蔡元培本身和鲁迅是同乡，且是前辈，又曾同为光复会成员，于是就聘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了。鲁迅到教育部所任职位为“教育部佥事，并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直到1926年辞职而去，鲁迅在教育部共做了近15年的公务员。

不妨先说说鲁迅的官位。鲁迅先生曾说“区区佥事”，以现在的目光看，“科长”也者，似乎是个芝麻大的官职。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民国的官制，部下面设司，相当于现在中央部门的司局级别，而司下面设科，则相当于现在的处室。现在的县委书记，其实也不过处级而已。而且，鲁迅的“科长”还是略高于现在的处级的，因为他前面还挂着“佥事”的名号。若换成现在的职位，则是“副巡视员（副厅局级）”，相当于地级市的副市长吧。此外，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度，京官是远比地方官吃香的，也就是说，同样级别的官员，京官比地方官牛，鲁迅的“科长”是比现在的副市长强的。所以鲁迅曾说“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的。

那么，科长鲁迅的公务员生活会是怎样的呢。鲁迅曾为此做过一个“官课程表”：1、阅处公文。2、开会。3、办会。4、外出调研。5、部门交涉。6、应酬与仪式。7、其他领导交办之事。可见，公务员生活一则忙碌一则无聊。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第二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头脑岑岑然”。岑岑，就是头脑胀痛的意思。可见，现在很多人认为公务员很轻松很自由、天天看报喝茶，那是过于武断的。当然了，公务员也不见得天天这么忙，比如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美国人海端生者来部”， 董恂士次长接见，“谈至六时方去”，害得一旁侍候的鲁迅“同坐甚倦”。这种无聊确实是很折磨人的。

除了无聊和匆忙之外，公务员鲁迅还要面对和上司冲突的风险（毕竟他不是老大啊，只是一个科长而已）。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张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鲁迅“不听话”的强硬作风却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

此外，公务员总是期待升迁的，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也是一个人正常的想法。但是，鲁迅这样的性格，想在北洋政府的官场升职，简直是异想天开，一个不溜须拍马的人能升迁么？不升迁也就罢了，还要看别人的后来居上，确实是不爽的。1922年，鲁迅的朋友汤尔和（七七事变后投日）出任教育总长——在鲁迅开始仕途生涯的时候，汤尔和不过是一家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1914年1月5日汤还到教育部访过鲁迅，“似有贺年之意”。没想到当初紧着巴结他的朋友，反过来成了教育部的最高领导。这多少让人感到郁闷的。

那么，有人就问，身为公务员的鲁迅有这么多不爽，工作忙且无聊，和上司也有诸多矛盾，职位也难有升迁，为什么不离职而去呢？所以不妨说说公务员工作对于鲁迅的吸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公务员工作相对比较自由，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晚睡晚起，早饭中饭一起吃（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哈哈）。做公务员能够满足鲁迅这个习惯：较晚上班，有时还有午休时间，可以容他晚睡晚起，而且下班后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另外，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部没有现在这样严格的考勤制度，虽然也规定到班后须由本人签“到”字，用以监督部员按时上下班。不过，这些规章制度最终都没能有效执行，当时的状况是：只要哪天去簿子上补上个“到”就是了。这轻松的考勤，当然是吸引人的。

二是公务员工作工资比较可观。鲁迅在1912年11月，就正式领到足额薪俸220元。到1925年8月，鲁迅的月薪已达360元。据统计，离京前鲁迅所领官俸累计约33000银元。网上说，那时的一块银元折合现在的人民币，相当于40元。也就是说，鲁迅的平均年薪大约是人民币11万元。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当时鲁迅在女师大兼职做教授，每月只10余块大洋。此外，1925年鲁迅同时在北京大学、高等师范、黎明中学和中国大学兼职，得到的讲课费也仅仅是705元。所以，不管怎么说，公务员这份工作的收入还是比较吸引人的。最伟大的人也总是要吃饭的，所以鲁迅的不弃这份工作，也无可责难。

直到1925年，发生“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有传言执政府将鲁迅列入黑名单，一时风声鹤唳，鲁迅四处避难。政府越来越不讲理了，与许广平的爱情进展也要求鲁迅换个环境。恰好林语堂先行到厦大任教，成为鲁迅南下的先行官。于是在1926年的8月，鲁迅偕许广平离开了北京，到厦门开始了新的生活。由于鲁迅没有明确辞职，直到3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可澄才签发了“周树人毋庸暂属佥事”的部令，鲁迅的官场生涯由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