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到中华儿女生活中的“五福”说

在儒家看来，人生的幸福既包括身体的健康、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包括精神上的愉悦和道德品质的高尚；人生不仅是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且更在于谋求天下人的幸福。

在儒家的经典《尚书·洪范》中有“五福”之说，这“五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寿”就是健康长寿，“富”就是物质生活的富裕，“康宁”兼指身体的健康和精神上的安宁愉悦，“攸好德”即遵行美德，“考终命”即年老而善终。

儒家“五福”观对后世影响巨大，渗透到中华儿女的生活中，人们常常希望“五福合一”“五福临门”。其最大特点是把人生的幸福与道德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德福一致”的思想。“德”与“福”是统一的，如果将二者分开来讲，那么“德”更处于基础的地位。《国语·晋语六》说：“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降，尤无基而后墉也，其坏也无日矣。”意思是说，道德是幸福的基础。如果没有道德而幸福却降临了，那就像没有打地基而在上面筑高墙，它迟早是会倒塌的。因此，若想得到安稳的、持久的幸福，就必须遵行道德，以立幸福之基。

所以“五福”中，最重要的是“好德”。有着生性仁善、宽厚宁静的德，这是最好的福相。因为德是福的原因和根本，福是德的结果和表现，以此敦厚纯洁的“好德”，随时布施行善，广积阴德，才可以培植其它四福使之不断增长。

孔颜乐处——道德与幸福的高度统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在孔门弟子中，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是颜回，故孔子称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两句话，集中地表明了孔子的幸福观。在他看来，幸福在于精神，而不在物质；在于奋斗，而不在于享乐；在于道义，而不在于个人的遭遇。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因遵行道德，所以心胸坦荡，精神愉悦；小人因违反道德，所以常怀忧戚，心神不宁。试想，一个心神不宁的人，怎能得到人生的幸福呢？只有道德高尚，心安理得，俯仰不愧，才能有心理和生理的康宁，也才能有真正的幸福。

还有我们熟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把学习作为乐，视朋友来聚为乐，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精神之乐！

儒家提倡忠孝仁义，修齐治平，读书做官，而且最好是在读书和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谓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主张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历史证明，儒家的路是阳关道，也是独木桥，因为能够荣华富贵步步高升，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儒家的仁爱包括三方面内容—：亲亲之爱，忠恕之道，恻隐之心、良知。有利于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和谐。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谈到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孟子的生平和孔子很相似，都是贵族的后裔，幼年丧父，一生所走的道路都是求学、教书、周游列国。他曾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有一次回家，忽然看到他的妻子想试穿一件袒胸露背的蝉翼纱，上身裸着，正在对镜描容。孟子用他特有的“浩然正气”教训妻子：“我以儒家门徒的名誉起誓，绝不能容忍女人半裸着上身。”说完，愤然离去。

更值得一提的是“天下之乐”、“道义之乐”。正是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范仲淹主持了庆历新政。在新政夭折之后，他又书写了《岳阳楼记》，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天下之乐”是追求天下之人“德福一致”的社会理想，因为是“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在现实中范仲淹似乎更多地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除了这种“天下之忧”的忧患意识外，范仲淹还有一种当下的自足之乐，这就是他在早年所说的“瓢思颜子心还乐”，亦如他在晚年当“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时，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