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9年，鲁大夫叔孙豹出使晋国，他与晋国执政国卿范宣子讨论“死而不朽”问题时说：“鲁国已故的大夫臧文仲，已经死去七十多年了，但他的许多言论被后人奉为圭臬，鲁国人对他仍然念念不忘、时时称道，我想这才是所谓的死而不朽把！我听说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树立言论，虽然死去很久但业绩长存，这才是叫做不朽。”

鲁国臧氏

鲁国臧氏出自鲁孝公，得姓始祖是鲁孝公的儿子公子彄。公子彄字子臧，死后谥号僖，故史书成臧僖伯。公子彄是鲁隐公时期重臣，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劝谏鲁隐公观鱼。

据《左传》记载，鲁隐公五年，鲁隐公打算到棠地观看捕鱼。公子彄进谏道：“但凡一件物品不能用来讲习祭祀和军事，材料不能用来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就不能对它有所举动。国君的职责在于将百姓纳入法度和礼制中。因此，用讲习大事以端正法度，就称之为‘轨’；选用材料来表明器物的文采，就称为‘物’。做事既不合乎法度，又不合乎礼制，这就称为乱政。乱政屡次出现，就是导致衰败的原因。因此，春蒐，夏苗，秋狝，冬狩，都是为了在农闲的时间用这些方式来讲习大事的。每隔三年，还要出兵演习，演习完毕，再整治队伍回来，到庙堂里饮酒庆贺，祭祀祖宗，清点军用器物。彰显器物车服旌旗的文采，分清贵贱的区别，辨别等级伦次，安排少年和老人的顺序，讲习威仪的礼制。如果鸟兽之肉不是用于祭祀，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是用于军用器物，国君就不用亲自去猎取，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至于山林河湖的物产，把它们取来做日用品。但那是贱役的小事，有关官吏的职责，不是国君要亲自过问的。”可惜隐公最终没有听从公子彄的劝谏，公子彄也因此于当年年底郁郁而终。隐公有愧于公子彄，特意提高一个等级安葬了他。

公子彄死后，儿子臧孙达继承卿位。鲁桓公二年，宋国发生内乱，太宰华督弑杀宋殇公和司马孔父嘉，拥立流亡郑国的公子冯为君。鲁桓公和齐僖公、陈桓公、郑庄公会晤，打算安定宋国内乱，然而太宰华督用财物向各国行贿，各国接受了华督的贿赂，纷纷承认了公子冯君位的合法性。鲁国得到的是郜鼎，夏四月，鲁桓公把郜鼎安置在太庙。此举不合周礼，为此，臧孙达向桓公劝谏：“国君的职责应当弘扬美德，防止违德背礼的行为发生，并以此为准则昭示百官，为子孙后代做出表率。即便如此，还唯恐有所疏漏。如今却抛弃德行而树立邪恶，把人家贿赂的器物放进太庙，公然展示在各级官员面前。官员们如果跟着学坏，将怎么去责备他们呢？一个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行为不正；官员的美德丧失，是由于任凭贿赂的横行。把郜鼎放进太庙，还有比这更明显的受贿吗？当年武王克商，把九鼎搬到雒邑，尚且遭到伯夷、叔齐这样的义士非难，更何况把标志着违礼和叛乱的贿赂放进太庙，怎么可以这样。”鲁桓公不听规劝。周王室的内史听说了这件事，感叹道：“看类臧氏的后代能在鲁国长期享受禄位，因为在国君违犯礼制的时候，他不忘记从德行的角度去劝阻。”

臧孙辰的事迹

臧孙辰是臧孙达之孙，字仲，死后谥号为文，故尊称为臧文仲。臧孙辰历仕庄、闵、僖、文四代君主，政治生涯长达五十余年，是鲁国受人尊敬的贤臣。

为官之道

臧孙辰首见《春秋》记载于鲁庄公十一年（前681）。当年秋天，宋国发大水，臧孙辰受鲁庄公委派到宋国慰问灾祸，说：“上天淫雨霏霏，危害禾黍百谷，皇天怎么如此不怜恤地上万民？”宋闵公回答道：“这是在是孤家对上天不够敬重，上天降下灾祸，还让贵国国君为此忧虑，敬承盛情厚意，实在愧不敢当。”听完宋闵公的对答，臧孙辰私下里对随行人员说：“宋国大概要兴盛了。当年夏禹、商汤把责任归罪与自己，他们的部落勃然兴盛；夏桀、商纣把责任归罪于他人，他们的国家则迅速衰亡。并且国家出现灾祸时国君自称为‘孤’是符合礼制的。言辞上表现出敬畏诚恐而称呼上合乎礼仪，他的国家怎么能不兴盛呢。”后来听说这些话是闵公的弟弟公子御说所说的，臧孙辰的祖父臧孙达更是预言：“此人适合作为一国之君，因为他有体恤百姓的仁心。”

鲁庄公二十八年（前666），鲁国发生饥荒。臧文仲向鲁庄公禀报说：“与邻国相互支援，与诸侯诚信结交，用婚姻加以稳固联盟，用誓约加以明确，就是为了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可以得到帮助。铸造名贵的器物，积累昂贵的财宝，就是为了当百姓生路断绝的时候可以凭此换得一线生机。如今国家遭受饥荒，国君您为何不用这些名器宝物向我们的邻国齐国换取粮食，以解我国的燃眉之急！”鲁庄公问，谁可以担任出使齐国的使臣。臧孙辰回答道：“国家遭受饥荒，由卿大夫出使邻国购买粮食，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臣臧孙辰的职位是卿，请派我出使齐国。”于是庄公同意了。

臧孙辰的随从问：“国君并没有任命您，而您主动请命，这样自己选择差事恰当吗？”臧孙辰告诉他：“贤能的人应该在国家危难时争着做困难的事而在国家太平的时候谦让容易的事，当官的人遇到危急的时候不逃避困难，身居高位的人体恤百姓的祸患，这样国家才能和谐无事。如今正值国家有难，如果我不出使齐国，就是临危而避难。身处上位却不体恤下层民众，当着官员却慵懒惰怠，这不是侍奉君主应该做的。”

于是臧孙辰带着鬯圭和玉磬到齐国求购粮食，向齐桓公进言：“如今天灾流行，不幸降临我国，农田颗粒无收，人民几乎饿死。周公、太公的祭祀难以进行，连向王室进贡的贡品也无法操办。我国国君深恐因此而获罪，所以不敢再珍惜先代君主的礼器，派我来向贵国求购一些积存多年的陈粮，来拯救我国的灾难。如此既减轻了贵国粮官的负担，也使我国的祭祀、进贡的工作得以进行，岂不美哉。这样，不仅我国的国君臣民感激您的恩赐，就连祖宗神祇也因得以继续享受祭祀而降幅保佑您！”齐桓公对臧孙辰的一番言辞十分满意，于是退还了名器宝物并向鲁国输送粮食。

这便是臧孙辰的为官之道以及他心中对“贤人”的定义——为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祸患、“急病让夷谓之贤”。我认为臧氏的这番言论，不仅仅体现了他品格的高尚，更凸显出他贵族的精神。国家有难，身居高位的不站出来担当责任难道让平民百姓承受灾难吗？这番话比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有深度，也更有魅力。一千六百多年后，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振聋发聩地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正是对臧孙辰这番言语最生动的诠释吗？可怜文章的最后范公遗憾的叹息“微斯人，吾谁与归”，我想，假使范公能与臧氏同处一个时代，两人必定能携手遨游吧！

公元前662年，鲁庄公薨逝，鲁国经历了两年的内乱，最终公子季友拥立庄公庶子公子申继承君位，是为鲁僖公。臧文仲在鲁僖公时代担任司寇职务，司寇是主管司法、执法的最高官员，在鲁国排在司徒、司马、司空之后，位列行政官员第四位。然而年少的鲁僖公为了牵制“三桓”家族，对臧孙辰颇为倚重，在处理政事上经常征询他的建议。

鲁僖公二十一年夏（前639），鲁国大旱，鲁僖公打算火焚司职祈雨的巫师与仰面凸胸的残疾人，这是因为大概上天可怜这些残疾人，恐怕雨水灌进他们的口鼻因而停止下雨。臧文仲劝谏鲁僖公道：“这不是防备旱灾的方法。修缮城墙以防外地趁机进攻、减少饮食，节约开支、致力农事发展、劝人分财施舍，这才是应该做的事。把出现灾祸的责任推给巫师和畸形人又有什么用？上天如果要杀死他们，那么干脆不要让他们降生；如果真是他们导致了旱灾，那么杀死他们只能触怒上天，更加加重灾情。”鲁僖公同意了他的看法，按照他的建议处理国政。因此这一年虽有饥荒，却没有产生实质的危害。

从这三件事可以看出，臧孙辰的为政方针，是明显偏重于百姓的，即后世儒家所谓的“民本”思想。在鲁庄公时代的饥荒，臧孙辰为了救济百姓，劝说庄公用代表着国家主权的礼器作为抵押换取粮食，并动请命出使齐国。体现了他贤者的胸怀、为官者见难不避，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及作为身居高位者体恤万民、忠于国君的品质。面对宋国的水灾，宋国国君迷信上天，把责任归结于自己对上天不够尊重，而臧孙辰却看到更加可贵的东西——国君敢于承担罪责而不把罪责推卸给他人，从而预言宋国将兴；面对本国的旱灾，鲁僖公的做法则是将罪责推卸给巫师和残疾人，欲焚之以告上天，臧孙辰则敢于打破陈规陋习，制止国君烧人的行为并告诉国君发生旱灾更应该做的工作，所以当年的旱灾“饥而不害”。

外交才干

在外交方面，臧孙辰在外交方面也颇有些后世纵横家的做派。当齐孝公率军入侵鲁国时，臧孙辰即打算用文辞对付齐国，由于对措辞感到为难，便向他的下属士师展获求教。展获不以为然：“我听说，身居高位的教导地位低下的，地位低下的应侍奉地位高上的，这样才能制止内忧外患，没有听说用文辞对付敌人的。加入小国自高自大触怒了大国，则更增加了自己的罪过。现在人家兴兵讨罪，一席话语又有什么用？”臧孙辰说：“现在国家危机了，凡是可以抵御外敌的东西，没什么不能拿来用的，希望能用先生的文辞打到贿赂的目的，可以吗？”后面的事在之前鲁僖公篇已经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晋文公城濮之战打败楚国后，把楚国附庸卫国国君卫成公拘押，计划秘密毒杀之而没能成功，也不惩罚下毒之人。臧孙辰看出晋国害怕担上擅杀诸侯的罪名，单纯把卫成公释放又恐怕朝令夕改，有损大国威信，极力劝说鲁僖公为卫成公求情，给晋国一个台阶下，晋国必定放人。晋国看到我们不背弃应该亲近的诸侯，也必定会更加亲近我们。鲁僖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卫成公得以免罪归国。从那以后，晋国聘问鲁国，礼仪上果然比其他诸侯的规格高一等级，卫国听说自己获释是鲁国求情，也对鲁国感恩戴德。鲁文公初年，陈、卫关系趋于和睦，臧文仲审时度势，向陈国示好，加强外交。最终，季友的孙子季孙行父在陈国娶妻，陈、鲁通过联姻形成同盟。

在齐桓、宋襄、楚成、晋文等诸侯交替称霸的国际环境下，鲁国这个小国得以往来斡旋于各个大国之间，改换阵营，游刃有余，除去国君鲁僖公的精明，臧孙辰在外交方面的努力亦是功不可没。

臧孙辰与孔子

臧孙辰对于鲁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对于鲁国国君，不可谓不忠。然而，一百多年后的大圣人孔子对臧孙辰的评价却是“窃位者”，即于国不忠、于人不仁，他认为臧孙辰有“三不仁”与“三不知”。三不仁为废六关、妾织蒲、下展禽；三不知则是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

首先说说“废六关”与“妾织蒲”，这两句的意思是臧孙辰在主政期间增加了六个关卡收缴赋税，让自己的妾室编织草席贩卖与民争利。对于这两件事，我倒认为放在春秋那个战争频发的年代，增收赋税以充实国库，妾织草席以增加生产，促进了鲁国工商业的发展，弥补了国家财政收入不足，算是利大于弊，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虚器”与“纵逆祀”是指臧孙辰给占卜用的大龟盖了一间豪宅、纵容鲁国大夫夏父弗忌不按祭祀顺序，把先即位的闵公神主排到后即位的僖公神主之上，而臧孙辰不加制止。这两件事放在先代看也许没什么所谓，但在当时都是违礼的行为，孔子一生秉承周礼，主张克己复礼，臧孙辰作为鲁国执政，却带头破坏礼制，孔子自然对其不满。但纵观臧孙辰一生，不论内政还是外交，都显得不拘一格，只要为国家为人民有利，都可以为其所用；他辅政务实，不墨守周礼，却始终以民为本、以德治国。我想，这就足够了。

至于“祀爰居”与“下展禽”两件事，都是和柳下惠相关的。祀爰居在鲁僖公篇已经介绍过，“下展禽”就是让展禽屈居自己之下。鲁僖公时，臧孙辰为司寇，是鲁国辅政重臣。柳下惠为士师，主掌刑狱，是臧孙辰的下属，因其生性耿直、不事逢迎，有时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因而得罪了臧文仲等当朝权贵，接连三次被黜免。柳下惠虽然仕途坎坷，但是道德学问却名满天下，所以有了“臧孙辰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的说法。然而放眼当时的国际环境，大国争霸，夷狄相侵，外在环境十分险恶，如果小国要生存，就需要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而不是一昧秉承礼制的空想家。臧孙辰与柳下惠并非个人恩怨，他作为鲁国执政，自然要事事以国家为先，以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为重。孔子对臧氏的评价，的确有失公正。

鲁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三月，四朝元老臧孙辰去世，他的死去也意味着着鲁国公室与三桓家族的权力平衡被打破，鲁国从此以后国君权力日益衰微，开始了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政治时代。